1957年，开国少将甘祖昌的第三次转业申请被批准后，他带领全家回到了老家江西莲花县，重新做起了农民。不管是乡亲，还是他的兄弟亲戚都不相信他真的是回来当农民的，都觉得这只是暂时的，这么大个将军怎么可能在农村呆一辈子呢？ 咱们得先说说他为什么要回来。这事儿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反人性”的操作。 1955年授衔的时候，甘祖昌是少将，那是正儿八经的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按理说，戎马半生，到了这个岁数，那是该享受国家照顾的时候。但他当时有个大麻烦，身体扛不住了。1952年他在新疆外出检查工作时，车子翻到了河里，虽然命保住了，但脑部受了重伤，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这后遗症有多厉害？只要一用脑过度，就会昏厥。那时候新疆建设任务重，他一看自己这身体，不仅干不了重活，还得让组织派人专门照顾，心里那道坎过不去。他觉得，拿着国家的俸禄不干活，那是占人民的便宜。 于是，他写了辞职报告。第一次，上面没批；第二次，还是没批。直到第三次，他直接找到了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软磨硬泡，最后连周总理和彭老总都被惊动了，这才勉强同意。 批准是批准了，但大家都以为他会去杭州、上海这些大城市疗养。结果他把全家老小一打包，直奔江西老家那个穷山沟。 回到老家的第一天，现实就给了亲戚们一盆冷水。 家里亲戚听说“将军回来了”，心里都盘算着，这下日子好过了，怎么着也得带回几箱子金银财宝吧？结果甘祖昌带回来什么？三个大木箱子。打开一看，好家伙，全是书和破衣服，连双像样的皮鞋都没有。 有人不信邪，觉得他在装穷。可接下来的日子，甘祖昌那是真刀真枪地干。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不吃闲饭，不摆架子，不搞特殊。 刚回村没几天，村民们就看到一个穿着旧军装的老头，背着个粪筐在村里转悠。那时候农村缺肥，甘祖昌就起早贪黑去捡粪。不管是谁家的地，看见哪里需要就往哪里送。一开始大家以为他是做做样子，可这老头一干就是好几年，手上的老茧比老农还厚。 这就得聊聊甘祖昌的“硬核”之处了。他回来当农民，绝不仅仅是换个地方养老，他是带着“战略眼光”来种地的。 他在新疆是搞后勤的一把好手，当年在南泥湾垦荒也是出了名的行家。回到莲花县，他一看家乡这穷样，心里有数：光靠蛮力不行，得搞基建。 当时的坊楼镇，水利条件极差，甚至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一下雨就涝，一干旱就绝收。甘祖昌拖着那个动不动就晕倒的身子，带着技术员漫山遍野地跑勘测。 这里有个细节特别打动人。修“快省陂”水库的时候，资金不够。那时候国家也困难，要是换做别人，可能就伸手向上面要了，毕竟以前的老战友都在高位。但甘祖昌没有，他回家翻箱倒柜，把自己的工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 据后来统计，甘祖昌回乡29年，他的工资总收入大概是8万5千多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他自己花了多少？不到十分之一。剩下的钱去哪了？修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渠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 这就是为什么乡亲们后来不叫他“甘将军”，而叫他“甘老农”，但心里却把他当成真正的“守护神”。 那个年代搞建设，水泥是稀罕物。在修“江山陂”的时候，水泥标号不够，有人想糊弄过去。甘祖昌发了火，他说：“这桥是要给子孙后代走的，谁敢偷工减料，那就是在犯罪！”他亲自下到河滩里，盯着工人搅拌混凝土，直到质量达标为止。 很多人不理解，说他是不是傻？放着好好的高干待遇不要，回来受这个罪。 其实，甘祖昌心里有本账。他常跟家里人说：“比起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我能活下来，还有饭吃，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我有什么资格去贪图享受？” 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妻子龚全珍。 说到龚全珍，那也是个传奇人物。她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跟着甘祖昌从新疆来到江西农村，没有任何怨言。她去做了乡村教师，拿着微薄的工资，还经常接济贫困学生。夫妻俩一个修桥铺路，一个教书育人，把这辈子的心血都浇灌在了那片土地上。 咱们现在的人，可能很难想象那种生活。甘祖昌身为少将，家里却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孩子们穿的衣服，也是补丁摞补丁。 有一次，大女儿甘平荣不想穿带补丁的裤子去上学，觉得丢人。甘祖昌看见了，没打没骂，只是语重心长地说：“衣服破了可以补，要是思想破了，那就补不好了。”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脱离群众，最怕的就是搞特殊化。 1986年，甘祖昌因病去世。临终前，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交代家里人：“我死后，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丧事从简。那点抚恤金，也不要留给孩子，用来修家乡的那个电站吧。” 家人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红布包着的铁盒子。大家都以为这是他留下的什么宝贝。打开一看，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几枚勋章——那是他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除了这些，他身无长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