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梁兴初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临行前，周总理专门将他叫来办公室谈话。 周总理把梁兴初叫去，绝不仅仅是交代一些原则性的工作，更重要的，是给他打气、交底、嘱托，让他知道自己肩负的不仅是一个军区的防务，更是稳定大西南、保住国家经济命脉的重任。 梁兴初是实打实从战场上杀出来的将军，他身上有种军人特有的果断和务实。他一到成都，就展现出了“万岁军”军长的手腕。 他没有被当时的混乱所吓倒，而是紧紧抓住了部队的战备和训练。你想啊，一个将军最看重什么？当然是部队的战斗力。当时不少部队被派出去执行任务，正常训练都停了，他深知这样下去一旦有战事，是要吃大亏的。所以，他明确要求部队必须坚持正面教育，严禁一切形式的串连和群众组织，就是要把部队从社会上的“派性”干扰中拉出来，恢复军人的本色。 他尤其重视值班师的建设，要求他们“齐装满员，集中时间搞训练”，随时做好向北、向南机动作战的准备。别忘了，西藏军区后来也划归成都军区建制，这让梁兴初对西南边防的建设更加上心，他多次强调要把边防建设搞好，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让党中央放心。 更关键的是，他还深度介入了地方的工农业生产和“三线建设”。当时极左思潮对四川经济破坏很大，工厂停产，群众生活困难。梁兴初忧心忡忡，他不是简单地喊口号，而是采取了实实在在的措施： 调整或派干部加强那些关系到生产建设的重要部门的领导班子，支持懂生产的干部大胆工作。 亲自深入工厂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因武斗导致的停产问题。 消除派性干扰，解放干部，指派得力干部进厂协助抓生产。 “三线建设”可是当时国家战略大后方建设的“生命线”，他作为“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亲自组织研究和制定生产建设措施，到国防工业基地和建设工地去调研。一个军区司令员，把心思花在抓生产、抓建设上，这不是他的“分内事”，但却是稳定大局、保障民生的头等大事。这份担当和务实，正应了总理的托付。 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即便像梁兴初这样只懂打仗、一心为公的纯粹军人，也难逃政治旋涡的裹挟。 虽然他执行过一些“左”倾错误路线和政策，但他的底线和良知是清晰的。他跟在四川搞乱的“四人帮”代理人刘结挺、张西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他亲自到重庆、达县等武斗严重的地区，贯彻中央指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稳定局势。一个军区司令员，在这种情况下敢于“逆流而上”去制止武斗，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对人民利益的深厚感情。 然而，在那个年代，正直和务实有时反而成了“罪名”。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梁兴初受到非正常的政治审查，最终在1973年3月被下放到山西省太原化工厂接受“再教育”。 这真是让人扼腕叹息。一个从血与火中走来的开国中将，一位为民族立下赫赫战功的军长，最终却以这种方式被“安排”了后半生。从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宝座，到太原化工厂的车间，巨大的落差背后，是那个时代个人命运被政治风云左右的无奈与悲凉。 口语化感慨： 朋友们，你看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周总理把梁兴初调到成都，是希望他这员虎将能像定海神针一样稳住大西南。他确实做到了，他抓战备、保生产、反武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尽了一个军人的最大努力。可最后，他还是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告诉我们，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个人的能力和功绩，往往抵不过大时代的浪潮。 直到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兴初的政治名誉才得以恢复。他于1985年在北京逝世。 梁兴初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红军时期的连排长，到抗日战争的团长、旅长，再到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纵队司令员、军长，他的一生都在冲锋、厮杀、建功。 而他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这段经历，无疑是他戎马生涯中最复杂、最艰难的一段。这份来自总理的临行嘱托，让他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用在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产上。他做得很出色，虽然最终结局不公，但他对于稳定大西南局势、保障“三线建设”的贡献，是无法磨灭的。 今天我们再回望这位“万岁军”军长，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沙场上的传奇，更是他身上那种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务实、担当、顾全大局、不恋权位的宝贵精神。他没有太多花哨的言辞，只有实打实的行动。 就像他的老战友、后勤干部蔡长风的儿子蔡阜平回忆的那样，梁兴初在1967年调任成都时，还想让蔡长风去成都军区当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长，足见梁兴初用人唯贤，只看能力。虽然最终没去成，但这份老战友之间的信任和情谊，也从侧面印证了梁兴初简单纯粹的军人作风。 梁兴初的故事，是一个缩影，它记录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位开国将军的坚守、无奈与清白。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军人的使命，那就是：哪里最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哪怕是去面对政治的狂风暴雨，也要扛起肩上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