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死前袁世凯把儿子叫到床前：你不要送葬，开枪打死穿红衣服的人几天后，他又把干儿子段芝贵叫来：你穿红衣服送我，我才能上天堂。 段芝贵捏着那封字迹潦草的手谕，手指在“红衣送葬”四个字上反复摩挲——干爹这辈子迷信却从不说鬼神事，怎么突然扯上“上天堂”？ 中南海居仁堂的药味浓得化不开，袁世凯半卧在铺着貂皮的病榻上，枯瘦的手攥着黄铜烟杆，烟灰簌簌落在明黄色的被褥上。 他盯着窗外那棵掉光叶子的老槐树，突然咳嗽起来，痰盂里溅出点点暗红——护国运动败了，龙袍还没焐热，各省都督的通电就像雪片般飞来，全是“反对帝制”的硬话。 段芝贵的名字，是这半年来最让他堵心的。五年前那个在天津巡警局给人擦桌子的穷小子，靠着把杨翠喜包装成“江南才女”送给袁克定，才换了个“干儿子”名分；可现在，直隶总督府的电报比总统府还勤，去年镇压二次革命时，他私下调了三个旅的兵力囤在保定，说是“防备乱党”，谁不知道那是他自己的家底？ 袁克定揣着父亲的密令，在书房来回踱步。红木桌上摊着北洋军的布防图，段芝贵的名字被红笔圈了三次，旁边注着“兵权过盛”。 段芝贵的幕僚提醒：“大帅，前儿冯国璋来京，总统连面都没见，就因为他手里有兵；您现在直隶的兵比冯国璋还多，这红衣送葬……怕是鸿门宴。” 他连夜让管家备车，却在马厩发现三匹快马的马鞍都被换成了磨破的旧皮——这是袁家下人故意泄露的信号，暗示“走为上计”。 有人说袁世凯未必真想杀他，不过是想试试这个干儿子敢不敢抗命——毕竟，北洋系里敢跟他叫板的，除了段祺瑞，就只剩段芝贵了。 可段芝贵没赌。他带着两箱金条躲进天津租界时，北京城里的粮价已经涨到了战前的三倍；袁世凯死后，直隶的税银被曹锟截了，奉天的张作霖占了山海关，没人再管田里的麦子熟了没有。 逃难的人背着空布袋，沿着铁路线一路向东，饿晕在铁轨旁的，三天就有七个。 这场没成的杀局，成了北洋系分裂的导火索。段芝贵后来投靠了段祺瑞，曹锟拉拢了吴佩孚，张作霖在东北招兵买马，中国的地图被军阀们用枪炮重新划分，每道省界都浸着血。 袁世凯到死都攥着那杆烟杆，他以为红衣是通往天堂的船票，却忘了权力的海里，从来没有真正的上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