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中国外交副部长周南应邀访问葡萄牙，一下飞机，他就感觉到不对劲。“我们早已不是主权的拥有者，而是在他人的监督之下，经营这块共管地。”1966年葡萄牙总理如是说，澳门早已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了。 十六世纪的澳门码头边，葡萄牙商船借着晾晒货物的名义，在妈阁庙附近搭起了第一个棚屋；鸦片战争的硝烟里，他们趁机把租借地变成“永久管理”；到1966年，连葡总理都不得不承认，在澳门的统治不过是“他人监督下的共管”。这块弹丸之地，早就在经济血脉上与内地紧紧相连，葡方的实际控制力，比他们自己宣称的要脆弱得多。 中葡建交公报里写得明白，澳门是中国领土，回归只是时间问题。香港问题解决后，1986年三轮谈判顺风顺水，双方甚至已成立工作小组审核文件。可周南刚踏上里斯本的土地，就嗅到了不寻常的味道—外长亲自接机，总统单独会见，这规格高得反常。 总统苏亚雷斯单独会见时，只带一名翻译，突然翻脸：“本世纪移交太早，得推到下世纪。”周南当场反问：“第三轮谈判时，贵国全权代表已经同意原则，现在出尔反尔，是要我们跟谁谈？”他看穿了对方的小算盘：总统想借主场优势拖延，赌香港回归后资金会流向澳门，好趁机多捞好处。 周南没给对方留余地，回国前在机场对记者放话：“本世纪末完成港澳统一，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决心。”这话像一记重锤，敲碎了葡方的幻想。国内党派争吵不休的葡政府，终究扛不住中国的强硬立场。 有人说葡方只是想争取更优渥的过渡条件，并非真心拖延—可如果连回归时间都要耍赖，又怎能让人相信他们的谈判诚意？ 中国政府“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的底线，让葡方意识到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而葡萄牙当时经济衰退，急需中国市场，更不敢在澳门问题上彻底得罪北京。这种政治决心与经济现实的双重压力，最终让葡方回到谈判桌前。 1987年4月，中葡联合声明签署，1999年12月20日—特意避开圣诞的日期—成为澳门回归的历史性时刻。这不仅是领土的回归，更是“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之后的又一次成功实践，为国际社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里斯本机场的“不对劲”到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上的五星红旗升起，周南见证的不仅是一个外交官的职业生涯高光，更是一个国家从积弱到强盛的主权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