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一个日本军官到华东照相馆送来两卷胶卷冲洗，罗瑾在冲洗时发现其中有

1938年1月，一个日本军官到华东照相馆送来两卷胶卷冲洗，罗瑾在冲洗时发现其中有多张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和奸侮中国妇女的照片。 谁能想到，这个站在冲洗机前浑身发颤的年轻人，才刚满22岁，是无锡本地土生土长的小伙子。华东照相馆是他父亲传下来的基业，日军占领无锡的那天，父亲为了保护躲在暗房里的妇女，被日军的刺刀捅穿了胸膛，照相馆的玻璃橱窗也被机枪扫得粉碎。罗瑾忍着悲痛收拾残局，只想守着父亲留下的老店，在乱世里苟活，可这两卷胶卷，却把他逼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是假装没看见，拿了冲洗费明哲保身？还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留下这日军暴行的铁证？ 冲洗机的红灯映得暗房一片猩红，照片上的画面却比红灯更刺眼：一个白发老人被日军按在地上，军刀劈下去的瞬间，老人的眼睛还圆睁着；一群妇女被扒光了衣服，日军举着刺刀在她们身边狞笑；还有几个孩子的尸体被随意扔在路边，鲜血染红了积雪。罗瑾的手止不住地抖，显影液溅在手上，冰凉刺骨，就像他此刻的心情——愤怒像火烧一样灼着胸口，可恐惧也攥着他的喉咙，他清楚，一旦被发现，等待他的会是和父亲一样的下场，甚至更惨。 “咚咚咚”，照相馆的门被敲得震天响，日本军官用生硬的中文喊：“照片，快洗好！”罗瑾吓得一哆嗦，赶紧关掉冲洗机，用衣角擦了擦眼泪，强装镇定地开门。那军官挎着军刀，眼神像狼一样凶狠，扫视着柜台：“照片呢？”“快好了，长官，再等十分钟。”罗瑾低着头，声音都在发颤，心里却在飞速盘算——他必须留下这些照片，父亲的仇、同胞的恨，不能就这么被掩盖。 回到暗房，罗瑾咬着牙，用最快的速度换了新的相纸，重新冲洗胶卷。他知道日军有检查底片的习惯，不敢直接留底，只能趁着显影的间隙，用父亲留下的旧相机，对着冲洗好的照片一张张翻拍。暗房里的时钟滴答作响，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他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耳朵紧紧贴着门板，生怕外面的日军突然闯进来。 就在翻拍最后一张照片时，日军又开始砸门：“快点！磨磨蹭蹭的，死啦死啦地！”罗瑾来不及多想，赶紧把翻拍好的胶卷藏进鞋底，再将日军的原片整理好，用信封封起来。开门时，日军一把夺过信封，草草翻了翻，见照片都在，满意地丢下几块银元，骂骂咧咧地走了。罗瑾看着他的背影，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直到听见日军的脚步声远去，才敢掏出鞋底的胶卷，紧紧捂在胸口。 他知道，这卷胶卷就是催命符，也可能是唤醒国人的警钟。无锡沦陷后，日军严控消息，城里的百姓只能在高压下苟活，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城外的同胞正遭受着怎样的屠杀。罗瑾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守住良心”，咬了咬牙，决定把照片送出去。他趁着夜色，绕开日军的岗哨，找到了在教堂隐蔽的地下党组织——那些天，他见过这些人偷偷给百姓送粮食、传递消息，知道他们是能托付的人。 地下党同志看到照片时，眼圈瞬间红了。他们没想到，日军的暴行竟然如此惨烈，更没想到，一个普通的照相馆老板，会有这样的勇气。几天后，这些翻拍的照片被偷偷印成传单，在无锡城乡流传开来。百姓们看着照片，有的痛哭流涕，有的义愤填膺，原本麻木的眼神里燃起了怒火。有个拉黄包车的师傅，看完传单后，偷偷给地下党送情报；还有几个学生，拿着传单上街演讲，喊着“打倒日寇”的口号。 可罗瑾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日军发现传单后，暴怒不已，认定是照相馆泄露了照片，开始全城搜捕罗瑾。他不得不关掉照相馆，躲在乡下的亲戚家。有一次，日军搜到亲戚家，罗瑾躲在柴房的草垛里，听着日军用刺刀戳草垛的声音，大气都不敢喘。亲戚为了掩护他，故意和日军争执，被日军打昏在地。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罗瑾才敢回到无锡，重新开张了华东照相馆。他把那张翻拍的、已经泛黄的照片挂在照相馆的墙上，旁边写着“勿忘国耻”四个大字。来往的顾客看到照片，都会驻足良久，有人问他：“当年怕不怕？”罗瑾总是笑着说：“怕啊，怎么不怕？可一想到那些死去的同胞，想到我爹，就觉得不能怂。” 日军以为，靠屠刀就能让中国人屈服，靠掩盖就能抹去罪行，可他们错了。罗瑾这样的普通人，没有武器，没有权势，却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记下了日军的暴行，唤醒了更多人的良知。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正是这些平凡人的坚守，像点点星火，汇聚成了抗日的燎原之势。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用“守住良心”的朴素信念，撑起了民族的脊梁。 历史不该忘记罗瑾，不该忘记那些在乱世中坚守良知的普通人。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明害怕，却依然选择站出来；真正的爱国，也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在关键时刻，愿意为同胞、为国家献出一切。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