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将军的这位副官，虽然没有聂曦出名，但是同样令人尊敬，他就是王正均烈士，在吴石和聂曦等四人牺牲后的两个月，他光荣就义。

1924年，王正均生于福州三坊七巷的普通人家，童年没尝过几天安稳日子。抗战爆发后，奶奶饥寒而逝，父亲活活饿死，年幼的小妹被卖作童养媳，16岁的他扛起全家重担，靠替人代写书信勉强糊口。贫寒没磨掉他的骨气，反而让他看清了旧政权的腐朽——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官员却中饱私囊，这份痛彻心扉的经历，为他后来的选择埋下了伏笔。1945年，他进入福州新闻检查处工作，全家迁回三坊七巷，与聂曦成了一进院落的邻居，两人交往日渐密切。聂曦看中他为人正直、有革命热情，顺势将他发展为地下工作者，这条红色道路，他一走就没回头。

1949年，王正均随吴石赴台，接任副官一职，成了将军最信任的“传声筒”。没人知道，这个看似普通的少校副官，手里过的全是要命的机密——陈宝仓绘制的台湾驻军部署图、沿海防御工事表，还有部队番号、弹药库位置，这些精确到团级的情报，都要经他手辗转送回大陆。蔡孝乾叛变后，吴石第一时间让他通知聂曦：“朱枫身份暴露，必须立刻转移！”他冒着风险拿到《特别通行证》，硬是让朱枫在敌人动手前登上了飞往舟山的军用运输机，为同志争取了宝贵的撤离时间。那段日子，他白天要应付国防部的森严戒备，晚上要琢磨情报传递的暗号，连跟家人联系都只能说些无关痛痒的家常，把牵挂和危险全压在心底。

3月1日，吴石被捕的同一天，王正均也被宪兵从办公室带走，桌上还摊着没处理完的公文。保密局的审讯室里，酷刑轮番上阵，老虎凳垫到第七块砖，胳膊被打折，他昏死四次，冷水泼醒后依旧一言不发。特务扔出金条许诺洋房少校衔，他嗤之以鼻；又搬出蔡孝乾的例子劝他“识时务”，他只冷冷回了五个字：“我无言可诉。”最初的审判中，蒋鼎文等三位审判官都找不到他“通共”的实据，判了七年有期徒刑，可这份判决却三次被蒋介石打回。从七年改十五年，再改无期徒刑，最后老蒋亲笔划掉判决，写下两个血淋淋的字：“死刑”——他要的从不是真相，而是用杀戮制造“寒蝉效应”，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独裁统治。

1950年8月10日，台北马场町，26岁的王正均被押赴刑场。行刑前，他接过纸笔写绝笔信，笔墨间满是遗憾：“四婶只我一子，未奉终养，天下以均为不忠不孝之人。” 他抽完最后一支烟，把烟蒂碾灭，手里攥着叠得方方正正的家人照片，边角都被攥得发皱。枪声响起，这个没留下多少传奇故事的年轻人，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而那个出卖了400多位同志的蔡孝乾，却领着薪水安然度日，这样的对比，何其讽刺。

直到2011年，距离他牺牲61年后，王正均才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骨灰从台湾迁回福州，覆盖着国旗安葬在革命英烈纪念园。如今园里的《统一之愿》群雕上，吴石执缰在前，王正均紧随其后，目光凝望着远方的故土。我们总记得吴石将军的“密使一号”传奇，记得聂曦临刑前的从容微笑，却容易忽略王正均这样的“无名英雄”。他们没有显赫的职位，没有耀眼的光环，却在敌人的心脏地带，用忠诚和勇气铺就了胜利之路。

有些声音说“乱世保命最重要”，可王正均们用生命告诉我们，有些坚守比生命更重——是对家国的赤诚，是对信仰的执着，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那些被独裁者红笔改判的生命，那些沉默的牺牲，从来都不该被历史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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