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对干部夫妻被带走，临走前他俩将保险箱的钥匙塞到了47岁保姆手中，红着眼眶说：“高姐，6个孩子和这个家就交给你了！”10年后，这对夫妻回家，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高玉清捏着那串冰凉的铜钥匙，指节泛白。身后，六个孩子挤在门框边，最小的三岁娃抱着她的裤腿，鼻涕蹭了一片，哭声像被雨打湿的破锣。
她不是刘家的人。四年前从乡下逃难来县城时，包袱里只有一件打补丁的蓝布衫——丈夫病死那年，儿子也在饥荒里没了气息，村里人劝她改嫁，她却背着铺盖卷进了城。
经人介绍到刘家时，她连煤气灶都不会用。许曼云手把手教她调火，刘致台总把报纸边角留给她认字。后来她管起孩子，大娃写作业她举着煤油灯，二娃尿床她连夜拆洗被褥，日子久了，孩子们喊“高姨”比喊“妈”还顺口。
“傻不傻？”邻居倚着门框嗑瓜子，“无亲无故的，等人家回来，你顶多落件旧棉袄。”她听见了，往灶膛里添了块柴，火苗舔着锅底，映得她脸上一道泪痕。
那年冬天，四娃烧得小脸通红，医院大门紧闭。她把陪嫁的银镯子塞给供销社老李，换了半包退烧粉，又顶着北风跑回家，把孩子裹进自己打补丁的棉袄里，整夜坐在炕边喂姜汤。
开春粮票见底，她揣着许曼云留下的旧首饰去了当铺。掌柜的捏着那支梅花银簪子掂量：“最多换三斤玉米面。”她没还价，转身又去粮站扫了三天地，换回来两把红薯干。
1974年夏天，大女儿拿着技校推荐表哭红了眼——“出身问题”四个字像块石头压着。高玉清揣着两个煮鸡蛋去了教育科，科长不理她，她就蹲在门口等，直到第三天，看着人家端碗喝粥，突然扑通跪下：“孩子没错，让她读书吧！”
过年时，她用攒了半年的粮票蒸了六个红枣发糕，每个上面点一颗红点。孩子们围着桌子拍手，她笑着把最小的娃抱进怀里，自己啃了口咸菜——发糕上的红点，是她用红墨水点的，舍不得买红糖。
10年后那个傍晚，刘致台推开家门，看见的不是想象中的杂乱。墙上贴着孩子们的奖状，灶台上的搪瓷盆擦得锃亮，大女儿正给高玉清捶背，嘴里喊着“高娘”。
许曼云冲过去握住她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虎口处还有道缝衣服时扎的疤。
后来孩子们一个个成家，逢年过节都提着点心往高玉清屋里跑。大女儿给她织毛衣，小儿子教她写自己的名字。
她晚年住在许曼云原来的房间，窗台上摆着孩子们送的塑料花。街坊路过总说：“这哪是保姆，分明是刘家的活菩萨。”
她听见了，只是笑，手里还在给重孙缝虎头鞋——针脚细密，像极了当年给刘家孩子们缝补的衣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