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新疆喀什城下，左宗棠面对上万俘虏，毫不犹豫地下令：“降者亦杀！”一语震动朝野，外界哗然。有人劝他宽容以归化，他却冷冷一句：“我不能拿几十万百姓的命，去赌他们会不会悔改。”这不是冷血，而是乱世中的铁血担当。 没人知道，下达命令的那一刻，左宗棠握着剑柄的手在微微颤抖。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刚从肃州抬棺出征，穿越千里戈壁时，曾数次因水土不服咳血，军粮断绝时甚至和士兵一起啃过干硬的麦饼。他比谁都清楚，杀戮不是目的，但乱世之中，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百姓的残忍。 翻开那段史料，满纸都是新疆百姓的血泪。阿古柏侵占南疆十二载，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喀什噶尔古城曾被付之一炬，数万平民死于屠刀之下。更让人齿寒的是，这些叛军多次上演“假投降”戏码——先放下武器骗取信任，待清军主力离开后，便重新举旗叛乱，将留守士兵屠戮殆尽，再转头祸害周边村落。有记载显示，1876年乌鲁木齐收复后，清军曾善待一批降兵，结果不到三个月，这些人就勾结境外势力再次作乱，导致昌吉、呼图壁等地百姓死伤数千。 左宗棠亲眼见过叛乱后的惨状。1877年春，他率军收复达坂城，进城后看到的是被烧毁的房屋、被虐杀的村民尸体，还有妇女儿童眼中化不开的恐惧。一位幸存的老者拉着他的马缰，哭着说：“大人，叛军降了又反，我们实在禁不起再折腾了！”这句话，成了压垮左宗棠“宽容之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深知，新疆地处边陲，远离中原，一旦平叛不彻底，境外势力必然卷土重来，届时付出的代价，将是更多军民的性命。 朝堂上的非议从未停止。有人弹劾他“嗜杀成性”，违背“仁政”之道；有人担忧杀降会激化矛盾，让后续平叛更加艰难。甚至连京城的御史都上书，说他“此举恐失民心”。左宗棠在奏折中强硬回应：“新疆之乱，源于叛贼反复无常，百姓之苦，始于姑息养奸。今日若留后患，他日必酿更大兵灾。”他的坚持并非没有依据——当时阿古柏残部仍与沙俄暗中勾结，部分降兵中还藏有沙俄派来的间谍，若不彻底清除，收复的疆土随时可能再次易主。 这位洋务派名臣，一生都在为“守土有责”四个字奔波。年轻时，他因不满官场腐败辞官归隐，却在国家危难之际屡次出山；六十多岁时，面对新疆被侵占的危局，他力排众议，主动请缨出征，甚至不惜抵押家产筹措军费。抬棺出征的那一刻，他就没想过活着回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把丢失的国土，一寸不少地收回来。 杀降的决定，让清军在后续的战斗中少了许多阻力。叛军看到左宗棠的铁血手段，知道投降无望，顽抗者被彻底击溃，而真心投诚者，也因清军此前的坚决态度，不敢再有二心。左宗棠并没有一味杀戮，他对放下武器后真心悔改、且无血债的普通士兵，采取了“就地安置”的政策，让他们开垦荒地、重建家园；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叛军头目，则坚决依法处置，以儆效尤。 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推行的一系列举措，更能看出他的深谋远虑。他奏请朝廷在新疆设省，加强中央管辖；组织军民兴修水利、开垦农田，推广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还创办书院、修建道路，促进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短短几年间，新疆从战乱频仍的废墟，逐渐恢复了生机，百姓安居乐业，边境趋于稳定。 历史终究给了左宗棠公正的评价。如果当初他听从“宽容归化”的建议，留下那些反复无常的叛军，新疆可能会陷入无休止的战乱，甚至被分裂出去。正是他的铁血担当，才彻底终结了新疆长达十余年的动荡，为后世奠定了新疆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坚实基础。 真正的仁政，从来不是无原则的宽容，而是在乱世中守护百姓安宁，在危局中捍卫国家领土。左宗棠的“降者亦杀”，杀的是叛乱的根源，护的是万千百姓，守的是国家疆土。这种担当，是面对非议时的坚定，是面对危难时的决绝，更是身为臣子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或许无法体会乱世的残酷，但左宗棠“抬棺出征”的决心、“守土有责”的担当，值得永远铭记。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而是无数像左宗棠这样的仁人志士，用热血和决心换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