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滕县保卫战中与日寇血战壮烈牺牲的抗日爱国名将王铭章的二夫人叶亚华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下国民党反动军阀小老婆、大地主女儿、四川大学毕业的臭知识分子、国民党反动派余孽、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反动派特务五宗罪，受到了严重的批斗。 墙上刷着大字：“打倒特务叶亚华。”讲台被砸烂，铭章中学教室里的玻璃全碎。那天，叶亚华站在操场中间，被几十双眼睛围着喊口号，她低着头，棉袄里缝着王铭章的军功章，不敢抬眼。 成都北门的冬天格外冷，她没想到会从一所创校校长变成被指认的“潜伏敌人”。但那所学校，是她亲手一砖一瓦建起来的。 1938年春，王铭章阵亡之后，她用他留下的12万大洋在新都买砖、雇人，造出了五间教室，取名“铭章中学”。账本上，字迹还清晰写着：“欠瓦工二十元。” 她原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生，1934年嫁给王铭章做第二夫人。抗战爆发前五个月怀孕，王铭章出征北上，临走前只说了一句：“乡里娃儿要读书，不能都跟我一样一辈子不识字。” “教育不是传承权力，是延续希望。”她把这话记了一辈子。 四年后，铭章中学招生，第一批学生只有八十来个，教员是她从成都带来的旧识。她既教语文也查账，白天教课，晚上批作业。 没用一天公家银子，学校账目干净得很。 战后形势变化，她没走。她以为只要守着一所学校，守住承诺，王铭章的遗愿不会白费。她也没想到镇反一来，自己会成了“问题人物”。 她的身份、出身、学历、过去每一笔花销、甚至这所学校的砖瓦，都成了“罪证”。 批斗越来越严，饭都吃不饱。她把教员遣散，把儿子王道纲藏在旧衣柜后面。有人夜里敲门，她不敢应。终究是撑不下去，1951年底，她带着孩子连夜离开成都，走岷江，坐煤船，漂了三天三夜到重庆，后来又辗转去了澳门。 没人知道她是谁，她也不说话。王道纲病了，她把仅有的棉衣拿去典当换药。菜市口捡来的烂菜叶，她总是把还能吃的部分留给孩子。 《华侨日报》记者拍下了她在街头乞讨的画面，登在1952年6月那期报纸上。台湾方面看到了消息，蒋中正批了船票，把她和王道纲接去台北。 在黄埔军校，她教英文维生。那些照片，她一直锁在抽屉里不敢看。别人提王铭章，她点头，但不多说。有一回整理旧衣柜，发现棉袄内侧线开了口，军功章还在，她手一抖，缝了回去。 2003年秋天，她回到大陆，走到新都一中门口（原铭章中学）。那天飘着小雨，她站在王铭章铜像前，把随身带的那瓶沱牌曲酒放下，围着铜像走了三圈。 她没哭，只是说了一句：“回来就好。”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从镇反到漂泊，从讲台到街头，从大陆到台湾，叶亚华没再讲过自己的委屈。她一生没为自己争一句，却一直在替丈夫守着那笔账、那所学堂、那块碑和那枚军功章。 王铭章死在战场，叶亚华活成另一种方式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