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知青杨俊在云南傣乡被马蜂蜇伤眼睛，傣族大嫂用奶汁给他疗伤。哪料，大嫂却此被丈夫抛弃。杨俊娶了大嫂，带她回城。岳母流泪塞给她300元：“想家了就回来。” 返城调令下来的那年是1978年，杨俊从没想过自己能走。他已在云南橡胶农场干了七年，从最初的割胶新手变成能独当一面的班长。 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帮寨子里建灶台，明玉站在一旁给他递瓦刀，半句都没说。 1971年春，杨俊刚满十七岁，从成都出发，三天三夜火车，一路到景洪。下车后是卡车，再走十几里山路。他被分到勐腊农场，那年，整整一批四川知青被下放到边疆，组织说是“到贫下中农中去，接受再教育”。 刚到时不习惯，气候湿，林子里蚊虫多。住的是竹楼，吃的是粗粮饭。干完活还得开“忆苦思甜会”。杨俊不吭声，白天割胶，晚上挑灯看技术手册，手掌上磨的血泡一个接一个。 农场的赤脚医生不多，小伤小病基本靠民间草药。 1974年夏，杨俊在林子里捡柴时碰落马蜂窝，脸上眼睛被蜇，肿得看不见路。农场卫生所用了草药不见效。有人说，寨子里傣家人有老法子，用新鲜奶汁消肿退热。 杨俊被人搀到寨边，站都站不稳。那次明玉正好路过，看他一脸肿胀，没多问，背过身挤出奶汁，帮他涂上。 过后几天，寨子开始起流言，说汉族知青进了明玉家。明玉丈夫听了几次，直接在寨口大青树下贴了“休妻告示”，竹篱笆都给劈烂了。 这是傣族的老规矩，叫“树告示”，等于公开解除婚姻。 杨俊是后面才知道的。他去找明玉，门不开，窗户紧。他把粮票往门缝里塞，回来后打报告请调工作岗位。之后每天，他都绕去寨边割胶，有活便帮，有话便问。 寨里老人说他“脸黑得像寨子后山的水牛”，说这娃不是贼心，是认了命。 1975年雨季那晚，山洪暴发，寨里玉米晒在屋顶快被冲光。杨俊连夜上房抢粮，一脚踩滑，被冲出好几百米远。明玉背着孩子追了半夜，在河边找到了他。 那晚之后，寨里没人再说闲话。 1978年秋天，返城政策开始落实。那年起，原兵团知青、边疆支援队、下乡青年陆续接通知返城，杨俊也在其中。他在粮站前等明玉母亲来送人。 老人递给女儿一个布包，里面缠着结婚用的银饰，还有整整300块钱现金。她说，“回不来也别苦着自己。” 回到成都，杨俊被分到文化馆工作。户口本办下来时，他母亲叹了口气，把本子收进柜子最底层。街坊邻居都看热闹，说杨俊找了个“带娃的乡下人”。 明玉说话不利索，买盐都得杨俊画图去供销社指。 有年杨俊病了，嘴里念叨着酸汤。明玉走了半天没买到野芫荽，蹲在街角哭。婆婆看见，第一次领她进厨房，从那天起，两人开始一起做饭，一起说话。 1985年单位评职称，杨俊落选。他进门时，桌上摆着一排金边兰，那是明玉用自己工资买的。1992年，夫妻俩带着积蓄回傣寨探亲。 寨子已变成旅游点，老房子没了，明玉弟弟开了客栈。寨委把杨俊寄回的三百元改建了学校图书室，用的就是那笔“嫁妆”。 四十年后，凤凰花下，游客常看到一对老夫妻坐在竹凳上。 明玉教人扎染，杨俊讲知青故事。有人问他们后不后悔当年决定，杨俊只笑，说：“那点伤，换来一辈子心安，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