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知青朱启龙参军出发前夜，他的女友解开衣衫，誓言：“不论多久，都会等你回来！”不料，2年后，她等来的却是他已结婚的分手信，50年后，她上门做保姆时，又见到了他。 那天，北京的清晨起了风，杨芳背着保温箱走进老旧小区，墙上的红砖已斑驳。她登记了家政公司两年，接过几十户人家的活，从没想过会走进那扇门。门一开，她站住了。 那张脸瘦了许多，但那双眼睛她认得，一眼就认得。 朱启龙是1968年从北京下乡到陕北桥儿沟的知青，那年，他19岁，在村里干活起早贪黑，从不喊累。杨芳是村里的记工员，负责每天核算工分，她18岁，手里的小本记得清清楚楚。 两人初识是在春耕修渠，他递给她一把铲子，没说别的。 他们的情感没谁开口说过，就在一来一往中慢慢生了根。1969年冬，朱启龙接到通过政审的通知，可以参军。 他在知青点站了整整一夜，天还没亮，杨芳来了，没说一句话，只是解开衣襟，紧紧抱住他，语气很轻：“我等你回来。” 朱启龙去了东北。1970年春天，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部队运输线压力骤增，他所在连队开始支援前线。 一次爆炸中，弹片削断了他右腿。战友把他抬下阵地，他没吭一声，只在后方病床上睁着眼不睡。医生说保不住了，他点头，没哭。 几天后，他借来纸笔，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已经成家，叫杨芳别再等。 那封信寄到陕北时，杨芳正在晾衣服。她看完信，整个人僵住，手里的衣服掉了一地。她没去问缘由，只是把那封信夹进最厚的一本书里，一放就是几十年。 1971年，她嫁给邻村一个种地的男人。 那人话少，脾气温，日子虽清淡，但安稳。她育有一儿一女，丈夫早年脑溢血离世后，她去了北京，帮女儿带孩子，也做起了家政。 朱启龙退伍后进了军校，后来转业到地方文职。他娶了另一位知青姑娘，两人育有一儿一女。妻子十年前因癌病去世，儿女各自有家庭，渐渐也不常来看他。 那几年，他独居，腿不好，请了家政帮忙照料。 他没想到，会再见到杨芳。 饭菜端上桌，杨芳坐下，对面墙上挂着老照片，他穿军装站得笔直。朱启龙低头没说话。几天后，她拿出一张泛黄的纸，那封信还在，字迹未褪。 朱启龙看着那张纸，喉咙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他起身，一步一步走到柜子边，翻出那张照片，是当年知青点的合影，杨芳也在，站在最边上，笑得很浅。 他没再解释什么，她也没问。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她每天照料他的生活，他坐在阳台，翻翻旧报。她为他煮汤，他给她掸背。 沉默多的时候，两人靠着坐，阳光落在地上，连尘土都安静。 村里的事没人提起，年轻的事也没人细说。可每次吃饭时，朱启龙总是下意识多拿一双筷子。杨芳也习惯每天擦干他茶缸上的水渍。 有人说：“有些人，一别，就是一生。”可他们没有彻底错过，只是绕远了，再遇上，彼此还认得。 那张破信还在，她收回去夹进旧书里。他没问她还等了多久，她也没说。两人都知道，很多事不需要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