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哥哥在深圳上班,父母一直在女儿家住了 6 年。老家拆迁补了 185 万,父母给两个儿子一人分了 91 万。剩下的 3 万,二哥给妹妹送过去。妹妹觉得父母太偏心,不给自己多分一点也就算了,至少要三兄妹平分吧?三万块钱太少了,妹妹不要,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既然妹妹不要,父母后来把这 3 万也给两个儿子平分了。女儿最后和父母也完全断绝了关系。 林梅现在每天晚上关店后,能和老公窝在沙发上看两集电视剧了。周末去公园遛弯时,阳光洒在身上,她总想起六年前——那时候她的闹钟永远定在凌晨四点半,五点准时出现在批发市场,扛着二十斤的米面袋往三轮车上搬,为的是赶在父母起床前把早餐做好。 二哥把装着三万块的信封递过来时,林梅的手都在抖。不是因为钱少,是因为那信封像块石头,砸在她六年的日子上。“妹,爸妈老思想,觉得儿子该多拿点。”二哥搓着手,声音小得像蚊子哼。林梅看着他,突然想起上个月父亲高血压犯了,是她背着去医院,守了通宵;想起母亲冬天腿疼,她每晚烧好热水给泡脚——这些,两个在深圳的哥哥,除了每月打来的五百块,谁管过? “这钱我不要。”她把信封推回去,眼泪跟着掉下来,“六年,我每天起早贪黑,他们连句‘你辛苦了’都没有。现在拆迁款下来,眼里只有儿子。我不缺这三万,缺的是一句公道。”二哥没再说啥,拿着信封走了,背影灰扑扑的。 三天后,林梅接到邻居电话:“你爸妈把那三万又给了你哥俩。”她没哭,默默把父母的铺盖卷打包,叫了辆三轮车直奔汽车站。没联系大哥二哥,直接买了两张回老家的票。父母到了车站才发现,指着她骂:“白眼狼!白养你了!”林梅咬着牙关上车门:“以后找儿子养老吧,我这儿不伺候了。” 那三天她把超市关了,在家蒙头哭。老公递纸巾:“要不接回来?”她摇头:“不是钱的事,是心冷了。你掏心掏肺对人好,人家把你的心当鞋垫,你还能笑着说没事吗?”不能。她知道,自己只是不想再委屈自己了。 现在的日子过得敞亮。不用记着父母的降压药该换了,不用算着萝卜炖肉的火候——老家的婶子来买东西时说,父母在深圳大哥家嫌唠叨,去二哥家又挤得慌,总念叨她做的萝卜炖肉。林梅只是笑笑,转身给顾客称苹果。 那天在超市,有个老太太拿着降压药问哪个牌子好。她脱口而出:“就这个,我爸妈以前常吃。”说完赶紧低头扫码,耳根子发烫。她不是恨,只是那道坎,像刻在心上的疤,碰一下还是疼。 有些伤,时间磨不平。就像她现在能和老公逛公园,能早睡早起,日子踏实得很,但偶尔看到降压药的包装盒,还是会愣神。她做得没错,只是不想再委屈自己了——谁规定女儿就得无条件忍让?人心都是肉长的,冷透了,就暖不回来了。
南京双胞胎哥哥找到亲生父母的时候,82岁的外婆是唯一一个反对哥哥回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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