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名伪军师长派人送给粟裕一把伞，粟裕疑惑地打开伞一看，里面竟藏了一张纸，纸上的内容让粟裕吓出冷汗，他立即下令：“全军集合！” “报！那个大汉奸施亚夫派人送东西来了！”警卫员一声怒喝，将一把还在滴水的油纸伞“啪”地一声顿在桌角。伞面上的桐油在油灯下泛着冷光，水珠顺着伞骨滴在青砖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1942年深秋的苏中，日寇的“清乡”像篦子一样刮过田野，新四军一师的指挥部里，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粟裕盯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日军据点，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就在半小时前，侦察兵刚报告南坎方向有日军异动，这个节骨眼上，“大汉奸”施亚夫送礼，是陷阱还是另有隐情？ “晴天送伞，这戏码唱的哪一出？”粟裕走到桌边，伸手握住伞柄。 粗糙的竹节磨得掌心发疼，可重量却比寻常伞柄沉了几分。他拇指在伞柄根部摩挲，突然触到一处细微的接缝——多年带兵的直觉让他心头一紧。 “拿剪刀来！” “咔嚓”一声，中空的竹柄裂开，一个裹着蜡封的纸卷滚落在油灯下。参谋们瞬间围拢过来，连呼吸都放轻了。 纸条展开，字迹潦草却力透纸背：“小林信男四路合围，归途图已到手，电台有内鬼，速撤！” 粟裕的后背瞬间沁出冷汗。南坎会议的返程路线是绝密，连参会的团级干部都未必知情，日军怎么会这么快拿到？那个“内鬼”，竟藏在最核心的电台室？ “传我命令！”他猛地一拍桌子，“所有电台即刻静默；返程路线全部作废，改走水网小道；保卫科立刻控制电台室，只进不出！” 骑兵通讯员策马冲出指挥部时，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的船队离日军伏击圈只剩三里水路。当通讯员连人带马冲进芦苇荡，嘶吼着“停下！快靠岸！”时，管文蔚看见他胸前的伤口还在冒血——那是穿越封锁线时被子弹擦过的痕迹。 第二天，日军的重炮把原定路线炸成了焦土，却连新四军的影子都没看见。小林信男在电台里咆哮，骂着“废物”，而此时的施亚夫正坐在伪七师的师部，慢悠悠地用茶盖撇着浮沫。 这个被南通百姓戳脊梁骨骂“二狗子”的师长，谁也不知道他的党员证藏在床板夹层里，从1930年入党那天起，红色印章就没褪色过。 当年投诚汪伪时，他带着两三百号人，却敢吹“八千精兵”。为了圆谎，他让人对着《百家姓》编花名册，日军点验那天，故意安排手下在远处打冷枪，谎称“遭遇新四军偷袭”，吓得点验官连人数都没数清，直接给他封了中将师长，还拨了一整车武器。 “内鬼在电台”的线索，成了粟裕心里的刺。保卫科突击检查时，吴姓参谋的饭盒引起了注意——夹层里有张用米汤写的防区图，鞋底更藏着特高课的微型印章。铁证面前，这个每天给战友递烟的“老好人”，终于低下了头。 1944年冬夜，日军特高课的特务已经在师部周围布控，施亚夫知道，潜伏的日子到头了。他在伪军高层会议上突然拔枪，指着伪军长的脑袋：“想活命的，跟我打鬼子去！” 那夜的南通城枪声震天，2000多名伪军调转枪口，炸毁日军军火库，浩浩荡荡开进了新四军防区。当施亚夫撕下伪军制服，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时，迎接他的，是粟裕亲自递来的一碗热粥。 后来有人问施亚夫，忍四年骂名值不值。他指着墙上的地图：“你看这地图上的红圈，每个圈都是没被日军占去的村子——那就是值。” 2010年南京的病房里，96岁的施亚夫已经说不出话。护士整理遗物时，发现他枕头下压着一张泛黄的纸，上面是粟裕的笔迹：“你的伞，撑住了苏中半壁江山。” 如今那把油纸伞还在纪念馆里，伞骨上的裂痕像一道伤疤。参观者总会问：“这伞有什么特别？”讲解员会指着裂痕说：“当年就是从这里，撬出了一个民族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