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2岁的邓稼先走了——他这辈子，没享过一天晚年，没来得及歇一歇就把自己全捐给了祖国！谁能想到，这个为中国核事业耗尽生命的科学家，本该安享天伦的年纪，却在病痛中还惦记着“别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早在1948年，邓稼先刚到美国普渡大学读博士，才26岁。实验条件优越，导师资源丰厚，他只花了两年就完成所有课程和论文，在核物理理论领域拿到了博士学位。 可就在1950年，他没有接受美国政府的延聘，也没有加入任何研究机构，而是用9天时间办好手续，带着两口箱子和一份坚定的信念，搭船回到了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中国。 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核技术几乎为零。1958年，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搞一个绝密项目，他没问细节，只回了一个字：“好。” 邓稼先随后从北京调至西北秘密基地，开始组织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科研团队，在没有计算机、没有仿真系统的条件下，靠算盘和计算尺推导原子弹结构。 在青海金银滩的干燥寒冷中，邓稼先白天画图纸，晚上翻参考书，一遍一遍核算爆轰数据。 一次在评估一个关键部件时，年轻研究员算出一个异常值，他当即带人查了两天两夜，连公式都反复验证，最后确定是材料参数录错了。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西方震惊。而他没有回北京领奖，而是转头投入更难的氢弹设计。 那一年，于敏负责理论突破，邓稼先负责装置结构与数据组织。他连续几个月睡在办公室，头发一把一把掉，食堂收盘时还常见他没吃完的凉饭。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用时不过2年零8个月，远远快于美苏的七年和四年。这背后，是他每天睡四个小时，靠着止痛药坚持工作的结果。 可真正改变他身体的，是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事故。那次核弹空投失败，弹体陷入戈壁沙地，任务组一时不敢接近。 他说了一句：“我进去。”便带着仪器走进核心区，检查残骸情况。辐射剂量超标几百倍，事后他只是歇了两天，又照常开会、审图、批计算稿。 1971年他在青海遭遇车祸，一度昏迷。有人说那场事故蹊跷，但他醒来后什么都没说，拖着伤腿回了办公室。 那一年，核弹头小型化任务刚刚启动，他不能停。 1985年，邓稼先查出直肠癌晚期，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他问：“治好了能继续干活吗？”医生沉默，他便婉拒手术，坚持边治边修改《群论》手稿。 他临终那天，疼得发抖，但嘴唇动了一下。许鹿希把耳朵贴过去，听见他断断续续说：“不要……落后……太远。” 他死后，同事才翻出他的一张照片：穿着厚重防护服，站在核试验场旁，眼里尽是疲惫和坚毅。那是他在强辐射区工作后唯一一张照片，没人知道他多次进入核心区域，早就积蓄了致命辐射。 他没留下一分存款，稿费全捐了科研事业。许鹿希整理他的书稿，全部捐给了高校和科研机构。戈壁滩上，马兰花一茬又一茬地开，那是他们用命守护的土地。 邓稼先没有公开的荣誉，却被两弹元勋集体称为“我们背后的主心骨”。他不是传奇，却胜似传奇。因为他把普通的科研日子，活成了国家脊梁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