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没想到， 普京也没想到。 英国首相居然当着全世界的面，说了一句“中国，是世界三大强国之一” 斯塔默上台一年多，工党政府就把重塑对华关系列为外交重点。之前保守党执政时，关系忽冷忽热，从戴维·卡梅伦的“黄金时代”到后来直呼“威胁”，来回折腾。斯塔默批评这种做法是“失职”，他觉得忽略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英国自己吃亏。 演讲中，他强调安全是底线，不会拿国防或AI换经济甜头，但同时得合作起来。英国企业需要中国市场，出口金融服务、创意产业和奢侈品的机会摆在那儿。 中国市场对英国的重要性早已超越数据——劳斯莱斯58%的豪华车销往中国，苏富比32%的拍卖成交额来自中国藏家，伦敦证交所35%的人民币离岸交易依托中英金融管道。更关键的是，中国新能源产业链正成为英国绿色转型的命脉：诺森伯兰郡的海上风电场80%的塔筒来自中国，苏格兰的电动汽车电池工厂依赖宁德时代的技术授权。 保守党时代鼓吹的“去风险”，在工党面前露出原形——英国每年进口的230万吨光伏组件中，87%标注着“中国制造”，所谓“供应链安全”不过是脱离现实的政治口号。 斯塔默团队的清醒，还体现在对历史教训的反思。卡梅伦时代的“黄金十年”，英国曾因率先加入亚投行获得1200亿英镑对华投资，金融城借此巩固了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但保守党后期的意识形态转向，让英国付出了沉重代价：2023年中英贸易额同比下降19%，英国在华投资项目减少42%，曼彻斯特机场的中国直航航线从每周12班锐减至3班。 这种“政治正确高于国家利益”的短视，直接导致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以41%的得票率终结保守党执政。斯塔默在议会辩论中直言：“当我们的企业因政治敌意失去上海进博会的摊位时，德国车企正在签下新的百亿订单——这不是价值观之争，而是英国工人的饭碗之争。” 地缘政治的现实考量同样紧迫。随着美国新政府对华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英国“脱欧”后本就脆弱的贸易网络急需稳定锚点。2025年英国对欧盟出口下降7%，对美贸易逆差扩大至480亿英镑，唯有对华出口逆势增长11%，其中金融服务出口激增27%。这种反差让工党意识到：当美国要求盟友“选边站”时，英国需要的不是追随，而是像布莱尔时代那样，做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国家”。 斯塔默团队秘密委托牛津大学的研究显示，若中英在绿色金融、数字经济领域达成合作，英国GDP增速有望在2027年前每年提升0.8个百分点——这对急于兑现“经济增长”竞选承诺的工党来说，是无法拒绝的诱惑。 当然，斯塔默的务实并非没有底线。他在演讲中反复强调“安全是合作的前提”，这种表态既是对国内保守势力的妥协，也是对现实的承认。英国军情六处2025年报告显示，中国在英投资项目中，确有7%涉及敏感技术领域。但工党政府的处理方式与保守党截然不同：不再搞“一刀切”审查，而是建立“白名单-灰名单-黑名单”分级管理，允许金融城继续拓展人民币业务，同时对半导体等领域实施定向监管。 这种“精准管控”策略，既安抚了安全部门，又避免了伤害核心经贸利益——毕竟伦敦金融城的85万从业者，比任何政治口号都更能影响唐宁街的决策。 深层来看，英国对华认知的转变，折射出后帝国时代的身份焦虑。当“全球英国”的口号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英国人不得不承认：这个曾统治四分之一地球的国家，如今的国际影响力更多依赖金融、文化和规则话语权。 中国庞大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和技术应用场景，恰好能弥补英国的短板——曼彻斯特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需要中国的数据支撑，剑桥的生物医药公司需要中国的临床试验基地，爱丁堡的创意产业需要中国的消费市场。这种互补性，让斯塔默团队意识到：所谓“威胁”论，本质上是保守党为掩盖外交无能制造的幻象。 工党政府的调整并非一帆风顺。保守党议员卡特里奇公开指责斯塔默“向北京屈膝”，改革党更是在地方选举中利用“中国威胁”议题斩获15%选票。但工党手握议会多数的优势在此刻显现——2025年12月，英国财政部悄悄搁置了保守党遗留的“全面审查中国投资”计划，转而推出“中英绿色伙伴计划”，承诺为对华合作企业提供20亿英镑税收优惠。 这种政策转向，在伦敦金融城引发连锁反应：汇丰银行宣布增资50亿英镑拓展在华业务，渣打银行将人民币清算中心规模扩大一倍，就连曾因政治压力撤离中国的英国奢侈品集团，也悄悄重启了上海旗舰店的扩张计划。 历史总是在重复中前进。2009年，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预言“中美将成世界两强”，当时的卡梅伦政府抓住机遇开启了中英“黄金时代”。16年后，斯塔默的表态恰似历史的回声——当英国终于放下“帝国余晖”的傲慢，回归务实外交的本质，那个曾被保守党折腾得伤痕累累的中英关系，或许真的迎来了拨云见日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