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戴娆到石家庄拍广告后，说好的给200万酬劳，对方只给了20万，戴娆火

1998年，戴娆到石家庄拍广告后，说好的给200万酬劳，对方只给了20万，戴娆火冒三丈打给臧天朔：大哥，他们欺人太甚。 这一通电话，不仅追回了欠款，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娱乐圈规则变迁。 话说在九十年代末的华语乐坛，当时戴娆正凭着《思绪如潮》等作品走红。 而她接到石家庄一家企业的广告邀约，对方开口就是200万的天价酬劳，要知道这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 当时石家庄这家企业看中了戴娆的知名度，想借她的形象打开产品销路。 而200万的报价，在当年确实是顶级水准。 戴娆团队经过评估，认为价格合理，便接下了这个工作。 广告拍摄过程本身很顺利。 戴娆专业配合，按时完成拍摄。 但结款时不咋顺利，企业负责人薛兆岩却只拿出20万，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市场反应不好，就值这个价。” “薛总，我们合同上写的是200万。”戴娆的经纪人拿着合同，语气尽量保持平静。 薛兆岩不慌不忙：戴小姐，我们评估了市场反馈，这个广告效果可能达不到预期。 这20万已经很公道了。 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让戴娆团队措手不及。 这操作给戴娆当场干愣住，这不是欺负人么。 之后团队三次上门交涉，对方要么避而不见，要么敷衍了事。 而且更让人气愤的是，当地报纸还出现了“戴娆耍大牌罢拍”的负面新闻。 当时戴娆急的在酒店房间里来回踱步。 她想起几年前和谢东的那段感情纠纷，当时闹得满城风雨。 如今事业刚有起色，又遇到这种麻烦。 “要不找臧大哥试试？”团队有人提议。 臧天朔当时因《朋友》一曲红遍大江南北，在圈内是出了名的热心肠。 当他接到戴娆电话时，正在排练室练歌。 “大哥，我在石家庄被人坑了。”戴娆的声音带着委屈。 臧天朔听完来龙去脉，只说了一句：“你在那儿等着，我让人过去。” 挂掉电话，臧天朔直接联系了在石家庄有关系的朋友。 他了解这个圈子：有些人就爱欺负外地艺人，觉得她们人生地不熟，不敢纠缠。 之后臧天朔派去的人很快到了石家庄。 他们先礼后兵，带着相关法规文件上门交涉。 “薛总，根据《演出市场管理条例》，你们这种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来人开门见山。 薛兆岩起初还想搪塞，但当对方提到“已向文化部门反映”时，他的态度明显软化了。 要知道在90年代末，地方企业对文化部门的介入尤为忌惮。 而这招击中了薛兆岩的软肋。 与此同时，戴娆的律师也找到当地媒体，要求澄清“耍大牌”的不实报道。 在证据面前，报社不得不刊登更正声明。 双管齐下的效果立竿见影。 短短不到48小时，薛兆岩就主动联系戴娆团队，表示愿意全额支付200万酬劳。 大哥出手分分钟就解决了。 其实臧天朔能迅速解决此事，并非偶然。 因为在当时的娱乐圈，他确实有着特殊的地位。 1996年，田震被拖欠8万出场费，臧天朔一个电话就让对方乖乖付款。 还有1997年，零点乐队的设备被扣，也是他出面协调解决。 这种影响力来源于多个方面：一是他在音乐圈的实力地位。 二是他为人仗义，朋友众多。 最后就是他熟悉行业规则，知道该怎么应对各种情况。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娱乐圈缺乏规范的合同制度。 因为据《中国演出市场年鉴》统计，1998年全国演艺合作中，书面合同签订率不到三成。 大家更相信“熟人介绍”和“口头承诺”。 戴娆的这次经历，实际上是90年代末中国娱乐圈的一个缩影。 在那个年代，艺人维权面临诸多困难：法律不完善、跨地域执行难、维权成本高。 其实很多时候，靠人情关系反而比走法律程序更有效。 这种情况在2000年后开始改变。 随着孙楠告广州公司违约案等典型案例的出现，法律对演艺行业的保护越来越完善。 到2002年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成立维权委员会，统一的合同范本开始普及，艺人的权益才得到更好保障。 如今，区块链存证、第三方监管已成为行业标配。 艺人签约时会把每个细节都明确写入合同，这与90年代的情况已是天壤之别。 2008年，当戴娆再次面临法律纠纷，而这次是她生父起诉要求支付赡养费时，她选择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这与十年前求助“江湖大哥”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臧天朔后来因聚众斗殴罪获刑六年，他赖以成名的“朋友义气”最终也让他付出了代价。 时间改变了很多人和事。 现在的娱乐圈，合同规范了，维权渠道通畅了，但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江湖义气也渐渐淡了。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 回望1998年石家庄的那场风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别艺人的遭遇，更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过渡。 从“认人”到“认合同”，这是行业的进步，也是成长的代价。 主要信源：（戴娆拍广告200万酬劳变成20万,戴娆打电话给臧天朔:碰到个硬茬|...——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