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李鸿章逝世时，他的孙子们继承了高达280亿的巨额财产，然而，51年后的一个寒冷夜晚，李鸿章的孙子，43岁的李子嘉竟然死于饥饿，遗体仅仅用一张草席裹住。 李子嘉1910年生于合肥李氏大宅，父亲李经方是李鸿章继子，曾任驻日公使，母亲是英国女子——这样的跨文化组合，让他从小戴着“混血少爷”的标签，红木书桌上常摆着母亲教他写的英文字母卡片，却总被族中长辈用“非我族类”的眼神扫过。 1927年李经方病逝，17岁的他分得1.3万亩良田和上海三层洋楼，银行每月准时送来500银元零花钱；最先发现他变样的是账房先生，账本上“绸缎庄”“钟表行”的记录越来越少，“大世界游乐场”“跑马厅”的开销却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母亲看他整日抱着鸦片枪吞云吐雾，请来洋行经理教他看田契地舆图，他却趁人不备，用羊皮封面的田亩册卷了烟膏——那册子上还留着李鸿章手书的“耕读传家”朱批。 典当行掌柜最后一次见他，是1948年深秋，他抱着一个紫檀木首饰盒，里面没有金银，只有半打褪色的西装领带；掌柜盯着他腕上那只鎏金怀表，表盖内侧刻着“李鸿章赠经方”，冷笑“李家少爷也有当东西的一天？” 并非所有李氏后人都如此，堂兄李国超在苏州开了家书局，靠活字印刷术养活了妻儿，李子嘉曾路过那间飘着油墨香的铺面，却没敢推门——他怕看到堂兄手上磨出的老茧，对比自己养出冻疮的十指。 晚清士绅家庭的“面子教育”像无形的枷锁，既没教他科举应试的笔墨功夫，又没给实业经营的实践机会；或许正是这种“生下来就什么都有”的错觉，让他把祖产当成了可以无限透支的筹码，直到最后一张地契被赌场老板撕成碎片。 1950年冬，他跳苏州河被路人救起，落下风寒咳疾，却仍不肯戒鸦片；左巨生——左宗棠的孙子，念旧情留他住阁楼，他却嫌弃糙米粥“辱没身份”，摔了瓷碗；那天雪下得很大，左巨生看着他消失在巷口的背影，叹了句“烂泥扶不上墙”。 如今想来，若当年他肯低头学那堂兄排版铅字，或者听母亲的话去洋行当个小职员，结局是否会不同？ 1952年冬夜，上海霞飞路的梧桐叶落满街角，巡警发现他时，怀里还揣着半张泛黄的家族合影——前排坐着穿官服的李鸿章，后排站着穿西装的李经方，而他自己，缩在照片最边缘，像个被时光遗忘的注脚。 草席裹着的躯体，与五十年前那个抓周时攥住银元宝的婴儿，隔着一场被鸦片烟熏散的民国旧梦；曾经的280亿遗产，最终只换来一句“李家那个混血少爷，冻死在街头了”的闲话，被茶馆里的说书人，当成一段“富不过三代”的警示，添进了下一段评话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