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冈村宁次手里的那份106师团伤亡报告，让这位号称“中国通”的日军11军司令官第一次尝到了坐立难安的滋味。从7月27日姑塘登陆到8月9日，短短13天，这支由熊本预备役组成的“特设师团”就折损了两名联队长、六名大队长，中队长以下基层军官伤亡过半，士兵毙伤累计超过八千余人，相当于半个师团的兵力被打废。 握着红笔的手不住颤抖，冈村宁次心里翻涌的不只是愤怒，更多是无法挽回的悔恨，这个局面，其实是他自己一步步酿成的。 很多人可能不清楚，日军的“特设师团”看似编制齐全，实则暗藏致命缺陷。106师团的兵员都是熊本的农民、商贩，民风彪悍却缺乏系统训练，大队长以上是现役军官，中队长及以下全是临时征召的预备役。 日军作战条例要求中队长冲在最前用手势指挥，可这些预备役军官早已生疏了战术动作，根本无法胜任指挥职责，只能让现役的大队长顶到一线。这就等于把部队的指挥核心直接暴露在中国军队的枪口下，大队长接连阵亡后，部队群龙无首，冲锋变成了徒劳的送命。 更要命的是，106师团还摊上了松浦淳六郎这个庸将。按日军军校辈分，松浦是冈村宁次的学长，可在冈村眼里，这位前辈的战术思维还停留在日俄战争时期，字典里只有“冲锋”和“玉碎”两个词。早在拿下彭泽后，冈村亲自坐飞机前线视察时，就发现松浦只会喊“武士道”口号，具体战术部署说得颠三倒四，远不如波田支队指挥官波田重一沉稳干练。 当时冈村就动了换将的念头，可日军军衔制度森严，他作为军司令官，无权撤换同为中将的师团长，需层层上报华中派遣军乃至东京大本营，牵扯的派系利益让他最终选择了妥协。 冈村宁次自己也差点栽在这场战役里。他飞抵彭泽机场前半小时，黄维18军的侦察兵已潜伏在机场周边，只是因为时间差，才让他侥幸逃过一劫。这种冒险的个人英雄主义，在抗战初期的日军将领中并不少见，东条英机、牛岛满都曾有过类似举动，可他们忘了，战场之上，越是耀武扬威，越容易成为对手的活靶子。 日军的骄狂，恰恰撞上了薛岳布下的铜墙铁壁。负责南浔线防御的薛岳，早就看穿了日军企图攻占南昌、巩固武汉外围的战略意图，他知道这里是拖住日军西进的关键节点，为此精心设计了防御体系。其中最让日军头疼的，是苏军顾问指导下修建的“陶罐式掩体”，将大号陶罐埋入地下，只露射击口，再用深交通壕连接，形成交叉火力网。日军重炮轰击时，松软的土地和巧妙的结构能大幅抵消炮火威力，即便阵地局部被突破，守军也能通过交通壕快速迂回，用两翼火力将突入之敌全歼。 中国守军的英勇，更让这场防御战充满了血性。关麟征第52军增援时，为抢占桥头阵地，他亲自率领16名骑兵冲锋，趁日军机枪手反应不及，一举控制桥头，后续部队顺势展开防御。 李玉堂第8军和欧震第4军在金官桥正面坚守，士兵们躲在陶罐掩体里，等日军靠近到30米才开火，用精准射击一次次打退冲锋。在庐山方向阻击101师团的王敬久部，更是直接击伤了师团长伊东政喜，让这位日军中将当场疼得嘶吼；张灵甫带伤坚守阵地，击毙日军联队长饭塚国五郎，狠狠挫败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眼看106师团啃不动金官桥，冈村宁次急调101师团和第9师团，发起三路合击。可东路的101师团一头扎进庐山山沟，被守军死死牵制，一个多月只推进了不到三公里，伤亡比106师团还要惨重；西路的第9师团虽拿下瑞昌，却被王耀武第51师等部层层阻击，无法及时向中路靠拢。 8月22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见战局毫无进展，不得不取消攻占南昌的任务，并宽限了进攻武汉的时间。这份看似通融的命令，在冈村宁次看来却是奇耻大辱，他急令106师团和第9师团发起总攻，可此时的106师团早已是强弩之末。 8月27日的总攻中，日军集中几十门野炮和上百门其他口径火炮，配合飞机轮番轰炸，金官桥阵地硝烟弥漫，弹壳堆积如山。可中国守军早已适应了日军的打法，炮火一停就迅速进入阵地，日军步兵端着刺刀冲锋时，迎接他们的是密集的交叉火力。即便金官桥最终失守，106师团也已被打残，不得不撤往马回岭休整，冈村宁次只能从国内紧急调运补充兵员和佐级军官，试图挽救这支部队。 这场金官桥阻击战，中国守军以伤亡四千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八千余人，不仅打破了日军快速南下的企图，更让日军两大师团失去了进攻能力。 很多人只知道后来的万家岭大捷，却忘了正是金官桥的顽强阻击，让106师团元气大伤，才给了薛岳围歼的机会。日军的失败，根源在于制度缺陷、指挥失误和战略误判，而中国军队的胜利，靠的是精妙的战术设计、官兵的英勇无畏，以及军民同心的支撑。 松浦淳六郎在马回岭休整时，绝不会想到，他即将带着这支拼凑起来的部队，一头扎进薛岳在万家岭布下的口袋阵。那张冈村宁次交给的1927年旧地图，以及万家岭地区失灵的指南针，会让106师团彻底迷失方向，最终走向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