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一汉奸藏到天津一电影院中，“锄奸队”找不到他，灵机一动，对播放员说道：“请播放这5个字。”没想到放完之后，汉奸自己站了出来。 抗日杀奸团成立于1938年，主要成员来自天津南开中学和耀华中学等学校的学生，他们在日伪统治下组织地下活动。团体规模约百人，分成调查、行动和交通小组，活动区域多在英法租界，以减少日军干扰。程锡庚作为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和伪海关监督，积极推行伪币政策，强制华北银行纳入准备金，总额达5000万元。这种行为直接服务于日本的以战养战策略，对拒绝合作的中国企业家实施镇压。抗日杀奸团将他列入除奸名单，通过情报搜集了解其生活习惯，包括常带家人看电影。1939年4月9日，几名成员在课后巡视影院，意外发现目标车辆停在大光明电影院外。进入影院后，他们在二楼确认目标身份，使用字幕方式验证，避免无谓风险。事件发生后，日伪当局加强戒备，但抗日活动并未停滞。 程锡庚早年经历显示其教育背景深厚，1893年生于江苏镇江，十八岁从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毕业，获清廷举人资格。1914年起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191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期间出版《现代中国政治研究》一书，并加入国际法学会和伦敦经济学会。1919年以学者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归国后进入北京政府外交部，任条约研究会秘书，参加国际联盟大会。1923年转财政部秘书，兼全国财政讨论会委员。历任外交部顾问、财政部参事，参与中俄会议和关税特别会议。1928年赴巴黎处理中法庚款退还事宜。1930年任南京大陆银行经理，1932年财政部监务署编译处处长。1934年任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处理河北等地对外事宜。1936年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并出任川康特派员办事处首任特派员。北平沦陷后，他转向日伪政权任职，成为经济侵略工具。 抗日杀奸团的行动不止于除奸，还包括破坏日军设施和宣传工作。1938年七七事变周年，他们焚烧天津南站日军仓库，火势持续六小时，二十五辆消防车未能控制，看守军官切腹。团体成员多为青少年，平均年龄十八岁左右，面对日伪高压仍坚持活动。程锡庚的刺杀引发国际影响，日本以事件为由封锁天津英租界，从1939年6月14日起修建铁丝网，禁止物资进入，对英国人搜身检查，甚至侮辱性行为。封锁持续至8月20日，英国同意引渡四名嫌疑人，日本才解除。被引渡者包括蓝向隆等人，后遭日军处决。此事暴露日本对华北租界扩张意图，英国国内抗议强烈。抗日杀奸团通过此类行动打击日伪士气，增强民众信心。 程锡庚的职业转变反映时代动荡，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再到日伪政权，他的选择服务于侵略者利益。伪联合准备银行成立时，日本联合八家中国银行出资，强行纳入华北准备金，程锡庚在天津分行推行伪联银券，对不配合者严厉打击。这种政策导致华北经济混乱，爱国金融人士遭受迫害。抗日杀奸团情报工作细致，成员通过学校网络和租界渠道获取信息，避免日伪耳目。刺杀后，重庆大公报报道此事，标题“津除一巨奸”，描述事件过程，鼓舞后方士气。日伪震惊之余，加强搜捕，但团体短期内继续运作。事件也牵涉军统背景，宋美龄向英国大使承认刺客系军统特务，游说不引渡，但未能成功。 1940年8月，日军在平津地区大肆搜捕，抗日杀奸团遭受重创，多名成员被捕。团长李振英经受酷刑后患精神分裂症，至1945年9月3日获释。十八岁纪澍仁在狱中因病无医而亡，其他成员如冯运修拒捕自戕，叶于良判终身监禁。团体成员逾百人，被捕者超百，牺牲二十多人。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团体解散，成员返回学校或参与重建。他们的活动虽短暂，却在沦陷区内形成威慑。程锡庚之死标志抗日力量对汉奸的零容忍，日本经济政策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