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三毛对李敖说:我去非洲沙漠是为了帮助那里的黑人！李敖反问道:你为什么不去帮助活在黑暗中的黄人呢？那可是你的同胞，他们也需要你的帮助啊！大老远跑去帮助外国人，而不顾惜自己的同胞，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那是1982年夏天，台北，忠孝东路某间私密却不失格调的西餐厅，一场颇具分量的饭局悄悄展开。 餐桌的一端，是刚从非洲撒哈拉归来的三毛，头发梳得整齐，穿着一件素净的白色连衣裙；另一端，是时常以“文化暴徒”自居的李敖，神色冷峻，眼神里藏着某种不愿妥协的锋利。 三毛说：“我去非洲，是为了帮助那里的黑人。” 李敖放下刀叉，眯起眼睛反问：“你为什么不去帮助活在黑暗中的黄人？那可是你的同胞啊。” 三毛沉默了，脸涨得通红，没有反驳。 这一刻，文学圈的“流浪女神”与“文化疯子”之间，发生了一次罕见又深刻的文化碰撞。 当年这场饭局，是出版人平鑫涛一手促成的，他想撮合两位风格迥异的文化名人，原本期待的是一次文艺的交流，没想到却变成了一次价值观的硬碰硬。 三毛在那时如日中天，《撒哈拉的故事》几乎成了台湾每个年轻人书架上的标配，她写异国风情，写流浪爱情，写苦难中的浪漫。 她的故事里有沙漠，有骆驼，有荷西，这些元素对当时的华人世界来说，太新奇，也太遥远，她是那个时代的“远方代言人”。 李敖不买账，他向来不管你是不是畅销作家，他只认一个逻辑：是不是在装，对他来说，三毛的非洲故事，是一种文化姿态，是“在他人苦难上构建自我叙事的浪漫”。 他在文章中写道：“三毛在撒哈拉生活多年，却在台北拥有房产，在沙漠中写作，却在文明社会出版，左手传教，右手置业，再把这一切包装成‘苦难中的诗意’，这不是伪善是什么？” 这番话，自然刺痛了许多三毛的读者，可也有人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太容易被“漂泊”“异国”这些标签吸引，而忽略了身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李敖没有停下，他在后续几篇文章中，把三毛的“流浪女神”形象一点点拆解，他提出了著名的“四白论”——白虎星（克夫）、白云乡（逃避现实）、白血病（感情脆弱）、白开水（文学无味）。 每一条都带着强烈的攻击性，却也让人无法完全反驳，尤其是那句“白开水文学”，几乎成了后来批评三毛作品的标准口吻。 但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三毛的写作技巧是否高明，而在于：她所代表的那种“关怀远方”的人道主义，是否具有道德优先权？ 在当时的台湾，城乡差距显著，底层民众生活困苦，很多原住民群体甚至连基本医疗都难以保障，李敖的质问，其实是对整个社会价值排序的挑战。 一句话，表面是对三毛的批评，实则对整个上层文化圈的讽刺，他指的不只是三毛，而是所有那些用“远方的苦难”来给自己加分的人。 这种对“选择性援助”动机的质疑，并非只存在于八十年代，这不是新问题，而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道德盲区。 当然，三毛的支持者也不是没有反击，他们认为，三毛的选择，是出于信仰，是基督徒的普世情怀，是她个人的生命路径。 但李敖并不接受这种说法，他说：“你有权不帮，但你不能选择性地帮，然后用这个来标榜你的高尚。” 这话一出，争议更大了。 这场争论，不仅撕开了三毛“苦难诗人”的人设，也让台湾社会开始正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里，我们是不是更愿意关心“看起来更惨”的远方，而忽略了那些“不够浪漫”的近处？ 三毛后来并没有公开回应李敖的批评，她依旧写她的故事，继续讲述撒哈拉的风沙和荷西的微笑，但她的作品里，开始有了更多沉默。 1991年，她在台北过世，留下无数未完成的稿件，关于她的死，众说纷纭，但那场与李敖的争论，从未真正被遗忘。 李敖活得久，他后来在多个场合提到这场对话，他说：“三毛不是坏人，但她是一个不诚实的人。” 这句话依旧刺耳，但也道出了他对“文化虚伪”的极端憎恶。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我们应该先帮助谁？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能力、立场、信仰不同，关注的焦点自然也不同。 但李敖的质问提醒我们，在做出“帮忙”这个决定之前，是否也应该先问问自己：这份帮助，是出于真诚，还是为了自我形象的塑造？ 今天，类似的争论依然存在，某流量明星在南美洲资助学校，却被网友质疑“国内山区孩子都不帮”；某企业家在非洲修水井，却被媒体爆出国内工人欠薪。 这些事件让我们意识到，李敖当年的问题比我们想象中更有穿透力：在选择帮助之前，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是在安慰别人，还是在安慰自己？ 三毛和李敖，一个代表着远方的浪漫，一个代表着现实的锋利，他们的争执，不是文学问题，而是价值排序的冲突。 这场饭局，成了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公开处刑”，但它带来的反思，却远比几句口水战更有价值。 信源：封面新闻——李敖：泥沙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