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退出越南重大核电站项目 2025年12月8日，日本驻越南大使伊藤直树的一句话，让持续十二年的越日核电合作戛然而止——日本正式退出越南宁顺2号核电站项目，理由是“工期过于紧凑”。 这个总装机容量达2至3.2吉瓦、原计划2035年投产的能源重器，曾被越南视为缓解电力短缺的“救命稻草”，如今却因日方一句“时间不够”陷入停滞。 消息传来，越南工贸部沉默不语，国家油气集团避而不谈，仿佛印证着这场合作从始至终的艰难。 故事要从越南的用电焦虑说起，作为三星、苹果等巨头的东南亚制造中心，越南过去十年GDP年均增长6.5%，工业用电需求激增3倍。 2023年夏季，胡志明市因电力短缺导致3000家工厂停工，河内居民经历每周三次限电。 更棘手的是，越南40%电力依赖水电，2024年湄公河干旱直接让发电量锐减25%。 这种背景下，核电被视为“稳定器”——宁顺1号、2号两座核电站若建成，将贡献全国15%的基荷电力，相当于每年减少1200万吨煤炭消耗。 但越南的核电梦从一开始就充满波折，2010年代初，越南分别与俄日签约建设宁顺1号（俄制VVER堆型）和宁顺2号（日制ABWR堆型），熟料2011年福岛核事故引发全球核电恐慌，越南民众上街抗议，政府于2016年紧急叫停项目。 这一停就是六年，直到2023年电力缺口突破10%，河内才重启核电计划，恳请俄日回归。 然而时过境迁，日本东芝、日立等企业因福岛事故元气大伤，国内核电人才流失近40%，连成熟的反应堆型号都拿不出手。 今年2月，一名日本官员私下交底：“宁顺2号最快2036年运营，实际可能拖到2040年。” 工期矛盾的背后，是日越对“时间”的不同认知，越南的电力规划像在和时间赛跑：2030年工业产值要翻番，2035年碳中和目标需要清洁能源支撑。 河内要求2026年前完成项目审批、2030年动工，留给日本的准备时间只有四年。 但日本企业测算，从厂址复核、设备定制到人员培训，至少需要八年——福岛事故后，日本核监管标准提升30%，海外项目需额外满足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三重审查。 一名参与前期评估的工程师透露：“宁顺厂址曾是火山活动带，地质勘查数据缺失，重新勘探就要两年。” 更深层的矛盾藏在日本的战略收缩里，尽管岸田政府喊出“核电出口大国”口号，但福岛的阴影从未消散。 2022年，日本国内核电占比从事故前的30%降至6%，重建本土反应堆消耗了90%的核电工程师。 东芝能源部门负责人曾坦言：“我们连国内的滨冈核电站重启都顾不过来，哪有精力管海外项目？” 这种困境在宁顺2号上尤为明显：日本承诺的ABWR堆型，自2016年后再未在海外落地，核心部件供应商半数已转产可再生能源设备。 微妙的是，日越关系近期的摩擦让合作雪上加霜，2025年河内禁售燃油摩托政策，直接冲击占据越南80%市场的本田公司。 日本使馆9月发函抗议，至今未获正式回复，尽管伊藤直树强调“核电退出与摩托政策无关”，但河内街头本田经销商的抗议横幅，与日本使馆的沉默形成刺眼对比。 这种“经济合作遇冷”的氛围，让本就脆弱的核电谈判失去了缓冲空间。 越南现在面临的，是能源规划的“多米诺骨牌”。宁顺2号退出后，2035年电力缺口将扩大至22%，相当于每年多烧1800万吨煤。 更麻烦的是，宁顺1号的俄方合作伙伴至今未表态——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正忙于土耳其核电站项目，对越南的“二次邀约”态度暧昧。河内曾指望“双保险”，如今变成“零保险”。 不过，市场空白很快被盯上，法国EDF带着小型堆SMR-160、韩国KHNP拿着APR-1400、美国NuScale推销模块化反应堆，均承诺“2035年前投产”。 但越南的顾虑同样现实：法国堆型需要新建海水淡化厂，韩国设备成本比日本高35%，美国技术尚未在东南亚验证过。 更关键的是，越南核电法规定“外资持股不得超过51%”，这让习惯控股的美法企业犹豫不决。 日本并非完全离场，伊藤直树透露，日方正考虑以“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卷土重来——这类300兆瓦级的“核电积木”，建设周期仅需四年，且对地质要求更低。 越南中部沿海有17个SMR潜在厂址，其中3个已完成初勘。 但SMR的问题在于“不够解渴”：宁顺2号单座可满足300万户家庭用电，而SMR需要建10座才能达到同等规模，土地、审批成本成倍增加。 这场十二年的合作拉锯，最终暴露的是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的残酷现实，越南需要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能与时间赛跑的“战略耐心”——当日本因福岛后遗症步履蹒跚，当欧美资本带着附加条件蜂拥而至，河内或许不得不重新审视：在工业化与碳中和的夹缝中，是否真的存在“完美的能源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