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一名外国婴儿在天津的一家医院出生。可他的父母因为着急要回国，直接把他丢在了医院。 1938年的天津，兵荒马乱。一家教会医院里，一对外国夫妇生下了一个男婴。没人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想的，或许是急着逃离战火，或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反正这俩人扭头回国了，把这刚出生的肉团子扔在了医院里。 这孩子命不该绝。一对善良的中国夫妇——李毅之和赵秀珍，把他抱回了家。 他的养母赵秀珍，大字不识几个，就是个普通的中国妇女。小时候李忆祖头发黄、鼻子高，出门总被胡同里的孩子起哄叫“小洋鬼子”。他哭着回家找娘，赵秀珍也不讲什么大道理，就告诉他一句话：“人得有骨气，不管长啥样，心正了，腰杆子就硬。” 养父母给他起名“忆祖”，这名字有讲究。不是让他回忆那个抛弃他的外国祖宗，而是让他记住，这片养育他的土地，才是他的根。 李忆祖这书读得顺风顺水，一路念到了北京地质学院。按理说，这是个在那会儿金贵得不行的大学生，又是北京户口，毕业了留在皇城根下，进个部委或者研究所，那日子得多舒坦？ 可这老爷子年轻时候，那叫一个“狂”。 那是1961年，他快毕业了。学校请了两个刚毕业的师兄回来作报告。这俩师兄也是实在人，在台上那是唾沫横飞，吹牛说青海风景美得像画一样，又说晚上睡帐篷多刺激，连大狗熊都能摸进门来。 台底下的同学听得一愣一愣的，大伙儿心里可能都在犯嘀咕：这哪是工作啊，这是玩命啊。 可坐在台下的李忆祖，眼睛亮了。他心里琢磨：哎呦，这生活带劲，适合我这性格！ 就这么着，毕业分配志愿表发下来，他大笔一挥，第一志愿填得死死的：去新疆，去最艰苦的地方。 那是1962年，24岁的李忆祖背着行囊，告别了养育他的北京城，一头扎进了新疆的茫茫戈壁。这一扎，就是将近60年。 咱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当年的地质勘探是个什么苦差事。现在的户外探险那叫“驴友”，那是花钱找乐子。当年的地质队，那是在玩命。 李忆祖分到了新疆煤田地质局156队。这工作就是在大山里转悠，找矿。 这一进山，就是半年。从4月积雪刚化，一直干到9月大雪封山。饿了，就啃两口干得像石头一样的馕，抓把雪塞嘴里顺下去；困了，找个背风的石头窝子，铺上羊皮袄就睡。 李忆祖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说得那叫一个轻描淡写。他说有一次在阿尔金山无人区，他骑着毛驴去考察。那毛驴也是个倔脾气，半道上把他掀翻在地，摔得七荤八素。结果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又发起了高烧。 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发烧，那是要命的事儿。可为了不耽误进度，他硬是让同事搀着，一步一步挪到了监测点，把数据记录完了才肯下山。 这是什么精神？那时候的人，你说他傻也好，轴也罢，他们心里真就装着“祖国”这两个字。 他在野外跑了22年。这22年里，他那是“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他学会了骑马、骑骆驼，学会了怎么在荒野里辨别方向，甚至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新疆土话。 这么苦，他就没想过回北京？ 其实机会多得是。按政策，他这种家庭情况，要把户口调回北京也不是办不到。但他一次次都拒绝了。 他说：“北京是我的故乡，但新疆是我的家。这里的山山水水我都跑遍了，舍不得。” 等到上世纪80年代，李忆祖跑不动野外了，组织上让他去子弟学校当校长。 你以为这老爷子要开始养老了？那你就错了。他这辈子就不知道“闲”字怎么写。 退休后，他干了一件特“潮”的事儿——搞科普。 他觉得现在的孩子，离大自然太远了，离科学太远了。他就自己动手做教具。讲磁悬浮，他就找俩磁铁、一个发电机，叮铃咣啷一阵捣鼓，一通电，转起来了！孩子们看得眼珠子都直了，比打游戏机还过瘾。 为了讲课，这老头愣是学会了用电脑，做了几百个PPT，写了80万字的讲稿。80万字啊，朋友们，这相当于写了两三部长篇小说！ 更绝的是，2011年，他都73岁了，还被央视《地理中国》栏目请去当顾问。 这一去又是8年。 他又一次踏上了那片他年轻时用脚丈量过的土地。这时候的他，腿脚早就不利索了，膝盖磨损严重，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但只要镜头一开，只要看见那些奇特的地质地貌，这老爷子眼里的光，比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还亮。 他指着那些山川河流，如数家珍：“这块石头是啥时候形成的，那条河道是怎么变迁的……”那神情，就像是在介绍自家的后花园。 前两年，有记者去采访他。看见83岁的他住在一个只有6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屋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全是书，还有一堆堆的光盘和录像带。 那是他一辈子的心血。 有人问他：“李老，您这一辈子，后悔过吗？要是当年留在北京，现在怎么着也是个享清福的高干了吧？” 李忆祖笑了，那满头的卷发跟着颤悠。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就是个普通的地质队员，做了我该做的事。回头看看这辈子，我觉得我没白活，无愧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