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税警总团长黄杰请张佛千给他帮忙，说：“我的六个团，有两个团长不大服管，一个是孙立人，美国留学生，另一个是何绍周，是何应钦的侄子，你帮我做做工作。”税警总团绝非一般的警察部队，而是宋子文动倾力打造的一支武装。1936年，蒋介石对税警总团实施整编，将其归入军事委员会的管辖之下，同时任命黄埔一期的黄杰出任总团长，部队驻扎在海州。黄杰到任后，由于六个团长各有各的背景，管理起来并不容易。其中有两人，在黄杰看来最难驾驭。 彼时国民政府的整编令像一阵风，吹得税警总团这支“宋子文旧部”人心浮动——营房角落里，宋子文时期留下的德式军靴还整齐码着，黄杰的黄埔系口令却已在操练场上响起。 黄杰坐在办公桌前，手指敲着六个团长的花名册，目光总停在两个名字上：孙立人，履历表上印着“美国弗吉尼亚军校”；何绍周，档案袋里夹着“何应钦亲侄”的字条。这两人，一个看不上旧军队的“花架子”，一个觉得自己的背景比上司军衔还硬。 张佛千接下这个“特殊任务”时，心里有点打鼓：自己一个拿笔杆子的报人，去调解拿枪杆子的团长？但转念一想，或许正因为“局外人”的身份，才能让他们多说几句真话。 他先去见何绍周。一进团部，就见何绍周正用银质烟嘴抽烟，烟圈慢悠悠飘向墙上的合影——照片里他和何应钦并排站着，笑容比军装上的星徽还亮。“佛千兄，你说这部队里，是资历管用，还是背景管用？”何绍周没等他开口就问。 张佛千明白了，何绍周的“不服管”，不是针对黄杰的能力，是觉得自己的“后台”没得到足够重视；黄杰的“难驾驭”，本质上是权力网络里的“辈分”之争——在何应钦的光环下，黄埔一期的身份似乎也轻了几分。 转而去见孙立人，氛围却完全不同。两人一开口都是安徽庐江话，瞬间没了距离，干脆搬了小马扎在操场边坐下，从清华园的操场聊到弗吉尼亚军校的靶场。“佛千你说，练三个月正步走，上了战场能挡得住子弹吗？”孙立人突然提高声音，军帽往地上一放，“黄团长非要按老规矩来，我这心里急啊！” 张佛千这才懂了，孙立人的“顶撞”不是抗命，是真把士兵的命当回事——他反感的不是命令本身，是那些脱离实战的“花架子”训练；他要的不是权力，是能让部队在战场上活命的方法。 但张佛千也清楚，自己这个“调解人”，在何绍周眼里或许只是个“传话筒”——毕竟何应钦的名字，在军政部比黄杰的肩章分量重得多。 他回去跟黄杰复命时，说得很实在：何绍周那边，得用“尊重”慢慢磨，急不得；孙立人这边，不如让他试试新训练法——万一真能提高战斗力呢？ 黄杰没多说，只是给张佛千倒了杯酒：“辛苦你了。”这场没有签字的斡旋，像给紧绷的弓弦松了口气，没彻底解决问题，却让裂痕没再扩大。 谁也没想到，这场风波里最牢的“成果”，是张佛千和孙立人之间那杯没喝完的茶。后来孙立人到台湾训练新兵，第一个想到的还是这个能听懂他心里话的老乡，拍电报过去：“佛千，来帮我管政治部。” 张佛千拿着电报笑了——当年那个调解团长矛盾的报人，转眼要穿上少将军服了。 这世上的事，有时就像税警总团墙上的旧标语，擦掉一层，底下未必是新的，却可能长出连自己都没想到的缘分；那些看似“难驾驭”的人和事，或许只是没找到那个能听懂心里话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