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陶澍怕死后7岁儿子被啃得渣都不剩。家产太多，孩子太小，狼崽子亲戚围着转。 那年是道光十九年，陶澍病重，躺在江宁总督府的卧榻上。他最担心的不是性命，而是旁人嘴里所谓的“宗亲照顾”。 这些亲戚平日一口一个“陶大人”，可他前脚刚传出病重消息，后脚书房里藏账本的柜子已经被人动了缝。他心里清楚得很，那些人冲的不是孝道，是钱。 陶澍的清廉，是朝廷上下都认的。 他当年整顿两淮盐政、理清漕运、治理黄河，都能扛事，可扛不过身后事。他知道，家里这点子家当，几顷田契、一些俸银，再加上皇帝赏赐的金银器皿，搁在江南也算一门殷实人家了。 可偏偏儿子陶桄才七岁，若没人护住，家产落不到一年就得让那群亲戚瓜分得干干净净。 陶澍不信官场老友，不信族中长辈，他选了个在乡下教书的年轻人来见。 这不是一时糊涂，早在几年前，左宗棠进京应试路过江宁，两人夜谈三日，陶澍就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骨头硬，眼神正，跟朝里那些绕弯子的人不一样。 陶澍指着陶桄说，家业不是非要守住一分一厘，但孩子要能读书，要活得像个读书人的样子。账本、田契、家中管账的名册，全摊在榻前。 他说：“我不要你还我什么，只希望你撑住他。” 左宗棠没答虚话，只点了头：“人在，东西在；我不在了，另请高明。” 事后不久，陶澍去世，左宗棠如约南下安化，亲手清点陶家家产。据《左文襄公年谱》记载，光账本就查了三天，族中已有三户亲戚悄悄请人伪造土地证书，要占用陶家在资江沿岸的田地。 左宗棠不客气，带着官文旧契走访知县，一纸公文打回三宗纠纷。 账稳住了，陶桄的学业才开始。左宗棠没让他去江南私塾，而是亲自讲读《大学》《资治通鉴》。后来又带他到岳麓书院求学，自己在长沙讲席时，也亲自监督陶桄读书，不许敷衍一句。 陶桄成年后入仕，先在湖南作知县，不贪不浮，仕途虽不显赫，却是个清官。资江乡老百姓有句老话，“陶家出清官，不是富贵，是托得人对。” 那人说的就是左宗棠。 其实，左宗棠也不是一开始就打算管人后事的主儿。他当时失意科场，尚未起用，但陶澍那一句“我信你人品”，砸得太重。他后来写信给同窗，说：“吾一生不欠人金银，唯欠陶公此托。” 这是他为人一贯的准绳。 陶澍没选大官，也没托皇亲，而是选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塾师，把自己儿子的命运交给他。左宗棠不负所托，不只守住了陶家的财，更护住了陶澍一生清誉。 在那个制度、宗法和贪欲层层缠绕的晚清，能留下这样一段托孤不乱的交代，是少数。 这世上有些恩，不是靠钱换的，是靠骨头担的。陶澍看人眼光毒，左宗棠担得起事，陶桄也活成了个体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