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飞行大队300多人被俘，一个日本少佐指了指伍修权腰间的手枪，说：“可否把这把勃朗宁手枪送我？” 那支被俘的队伍不一般——林弥一郎带着的不仅是飞行员，还有完整的技师班底，帆布盖着的教练机零件在寒风里露着金属边角。东北局的同志主张直接送集中营，伍修权却盯着那几架没拆解的飞机：“这些人，比枪杆子更有用。” 1946年长春的雪地里，一群穿着补丁棉服的年轻人正围着一架拼凑的飞机。教员是曾举着白旗的日军飞行员，为首的林弥一郎正用生硬的中文喊口令，腰间空荡荡的——他的军刀早被没收，此刻攥着的是伍修权送的那把勃朗宁，枪身磨得发亮，枪套上还有长征时留下的划痕。 有人背后骂“认贼作父”，伍修权只在会议记录本上写了一行字：“300个会开飞机的，比3000支步枪顶用。”他递枪时没说“合作”，只把枪膛里的子弹倒在桌上，金属碰撞声在战俘营的土坯房里格外响。 林弥一郎后来总说，自己不是被感动，是被“压”住了。一个战胜者把随身武器递给战败者，枪套上的划痕像在说：“我知道你曾想杀我，但现在，我信你能教我们飞。”第二天他就交了名单，佐佐木那个战斗机教官的名字排在第二——后来这人用跟东北农民学的“俺们起飞了”，教出了击落九架美军飞机的王海。 航校的跑道是学员拿铁锹铲雪铺的，飞机是从报废堆里捡的零件拼的。最冷的冬天，林弥一郎带着教官们把军毯撕了做防寒服，“不能让学生冻着——他们以后要飞比这冷十倍的高空”。没人走，因为每天清晨，校旗都会从旗杆升起，那面用日军战俘营军毯改的旗子上，画着一架歪歪扭扭的飞机。 三年后，126个名字出现在毕业名册上。这些人后来开着米格战机在朝鲜战场编队，机翼上的红星在美军眼里，比任何警告都管用——他们的教官，曾是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手。 1958年北京火车站，伍修权来送林弥一郎，腰间没挂枪。“我知道你没带它，”林弥一郎递过一个布包，“这是当年那把枪的保养手册，我抄了三遍——它早不是你的了，是中国空军的骨头。” 一把没开过火的手枪，怎么就成了建军利器？ 晚年的林弥一郎在日本乡下写回忆录，钢笔尖顿在纸上：“战场上的输赢是一时的，可人心这东西，能记一辈子。” 现在长春航校旧址的陈列柜里，有个磨损的枪套，标签上写着“1945年，伍修权赠”。阳光斜照时，枪套上的划痕会投出细碎的影子，像极了当年雪地里，学员们跟着日本教官学飞行时踩出的脚印。 信任这东西，从来不用喊口号。它就躺在那里，沉得像块铁，却比铁更经得起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