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说：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社会”，即陌生人之间彼此信任的程度不高，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 而日本是“高信任度社会”，整个社会信任度高，内耗小。 所以，日本社会协调性强，公共秩序比较好。 对他的这个说法，显然不能简单认同，其结论缺乏对两国社会现实的全景观察，更忽视了信任形态背后的深层逻辑。 先看日本所谓的“高信任”，更多体现在熟人圈层与组织内部。 日本企业内部的终身雇佣制，让员工与企业形成深度绑定，同事间的信任源于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 社区里的町内会制度，通过日常互助强化邻里信任，这种信任模式适配其同质化的社会结构。 但这种信任存在明显边界，对外部群体的接纳度并不高。 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群体，常面临职场晋升天花板、邻里交往隔阂等问题，部分行业甚至存在隐性的排外门槛。 近年来日本频发的企业造假事件，从东芝到神户制钢，也打破了“高信任社会无失信”的神话，说明其信任体系同样存在漏洞。 再看中国，所谓“低信任”的判断，混淆了信任的阶段性特征与本质属性。 传统社会中，中国人的信任以血缘为核心向外辐射，形成差序格局，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家族外群体完全不信任。 古代晋商的票号遍布全国，仅凭一纸契约就能实现跨地域资金流转，靠的正是行业规范与契约精神构建的非血缘信任。 改革开放后，社会快速转型期出现的部分失信现象，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而非社会的本质标签。 如今，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覆盖数十亿自然人与千万级市场主体，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让“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成为现实。 互联网语境下，外卖骑手与用户、电商卖家与买家之间的信任，靠评价体系与平台保障得以建立，每天都在上演亿万次的陌生人协作。 疫情期间，无数志愿者自发参与物资配送，社区居民互帮互助，这些行为正是陌生人之间信任与善意的直接体现。 两国信任形态的差异，根源在于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与发展阶段的不同。 日本长期处于单一民族、封闭地理环境中，同质化基础上形成的信任的，更侧重内部协同；中国作为多民族大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转型，信任体系需要在多元复杂的环境中重构。 日本的公共秩序与社会协调性，不仅源于信任，更得益于完善的规则体系与精细化治理；中国正在通过制度建设，不断夯实信任基础，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信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概念，更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 福山的论断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却忽视了两国社会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信任体系都在适应社会发展不断完善，简单给一个国家贴上“高信任”或“低信任”的标签，既不客观，也不严谨。 认识不同社会的信任特征，更应立足其历史文化与现实语境，而非陷入单一维度的片面判断。 信源：日本,无处不在的“信任”二字-网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