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言论凸显了美国政治体系在应对技术革命时的结构性挑战。联邦与州之间的权责划分使统一监管难以实现，各州如加州、纽约州已出台迥异的AI法案，导致企业合规成本激增。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2023年报告，美国各州层面审议的AI相关法案数量同比激增440%。这种“监管拼凑”现象迫使企业将大量资源用于应对法律不确定性，而非技术创新本身。 中国通过《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顶层设计，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协同治理体系。这种模式能快速调配资源，例如在2022年推动全国统一的大模型备案管理制度，效率显著。 然而，两种模式各具风险。过度统一可能抑制基层创新活力，美国各州的“政策试验场”作用曾催生多项突破性监管创新；而中国模式虽执行力强，但也需持续优化以平衡安全与发展。 从全球竞争角度看，欧盟凭借《人工智能法案》试图确立“布鲁塞尔效应”，即通过自身标准影响全球规则。中美欧三方的治理博弈，将深刻决定未来十年全球数字权力的分配格局。 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从技术突破转向制度竞争阶段。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将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变量，这既考验制度弹性，也考验战略智慧。 技术治理的本质是在创新与秩序、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理想的路径或许并非简单复制某种模式，而是构建既能保障安全底线，又能包容多样探索的适应性治理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