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左右，大上海第一交际花 “上海舞后” 李丽，开始陪侍日本军官就寝，以身体换取机密情报，协助消灭日本 10 艘运兵船。抗战胜利后，被骂女汉奸，她不解释半句。 李丽生在上海闸北的弄堂里，民国十八年的那场大火吞了她家半间瓦房，父亲拉黄包车时被东洋人的汽车撞断右腿，躺在床板上捱了半年就走了。她十五岁被舅妈送进百乐门做舞女，凭着踩点分毫不差的舞步、能说会道的嘴，还有跟着弄堂里留洋先生学的一口流利东洋话，三年就从不起眼的伴舞变成了台下富商军官抢着邀约的“上海舞后”。 霓虹灯下的日子看着风光，可她夜里总梦见父亲被撞时伸着的手，梦见闸北弄堂里烧焦的梁柱，那点热闹抵不过心底攒着的恨。 1937年十一月，上海彻底陷了，日军的装甲车碾过南京路的青石板，百乐门的东家换成了日本人，来消费的全是挎着军刀、说着生硬中文的东洋军官。一天夜里，个穿藏青色长衫的男人坐在她卡座边，烟蒂烧到了手指也没察觉，只低声说“吴淞口的运兵船三天一趟，载着鬼子和弹药往前线送，你要是能摸到调度信息，闸北的乡亲能少遭点罪”。 她没应声，只是给男人斟了杯威士忌，酒液撞在杯壁上的声响，和当年父亲被撞时的闷哼重叠在一起，她抬手擦掉眼角的湿意，抬头时脸上已经挂着惯常的笑。 往后的日子，她学着往日本军官的酒里掺微量安眠药，等他们醉倒睡死，就偷偷翻办公桌里的调度册。她不敢用纸笔，就把运兵船的编号、出港时间用细针写在染红的指甲缝里——凤仙花汁染的红能盖住浅淡的刻痕，卸妆时用热水泡一泡，字迹就化了。 有次差点露馅，日军情报科的少佐中途折返，她慌得把刚抄好信息的纸条塞进嘴里，粗糙的纸渣刮得喉咙生疼，硬是咽了下去。少佐盯着她泛红的嘴角看了半晌，最终捏着她的下巴笑说“李丽生这是馋酒了？”，她后背的汗把真丝旗袍溻得贴在身上，却还得踮着脚陪他跳完一支华尔兹。 情报送出去的第四天，吴淞口传来接连的巨响，十艘运兵船沉了三艘，剩下的七艘也被炸得彻底瘫痪，日军往宝山前线的增援断了线，守军硬是多撑了五天。她在百乐门听见东洋军官摔杯子骂娘，手指攥得发白，脸上却装出受惊的模样，递过毛巾时还得柔声安抚。 没人知道，这个被全城男人追捧的舞后，夜里会躲在卫生间干呕，吐的是咽下去的纸渣和憋在心里的委屈；没人知道她胳膊上的淤青是哪个军官打的，也没人晓得那些情报能让多少前线的士兵活下来。 抗战胜利那天，百乐门门口放起了鞭炮，她却被一群人堵在巷口，菜叶和石头砸在身上，有人扯着她的旗袍喊“汉奸婆”，有人啐着唾沫骂“贱骨头”。 她站在那里，看着眼前这些欢呼胜利的人，他们脸上的笑那么真切，却没人问她这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没人想知道她吞下的纸条有多硌嗓子，没人关心她换来的情报救了多少人。她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那些藏在暗处的接头人还需要平安，那些没解密的档案不能曝光，她的解释只会招来更多麻烦，不如沉默。 后来她搬离了洋房，回了闸北的老弄堂，守着父亲留下的半间破屋过活。没人再叫她“上海舞后”，也没人再骂她汉奸，老街坊偶尔看见她坐在门口，望着外滩的方向发呆，手里捏着块褪色的丝巾——那是当年用来密写情报的物件，边角已经磨得发白。 上世纪八十年代，军统的绝密档案公开，人们才在泛黄的纸页里看到“代号夜莺，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获取日军运兵船调度情报十七份，协助炸毁运兵船十艘”的记录，照片里的女人眉眼明艳，正是当年的李丽。 她到死都没跟人提过这段过往，据说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块丝巾，眼睛望着窗外，像是还在等什么。乱世里的小人物，凭着一腔孤勇把自己揉碎了填进救国的缝隙里，她没留下惊天动地的故事，只留下档案里冰冷的文字，和那些被她护住的人，安稳度过的岁岁年年。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