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越自卫反击战前夕，吴忠欲指挥200辆坦克横扫越南，军委却传急令至前线：“你被免职了！”可他却放弃申辩。 1979年2月，广西龙州前线作战指挥部。距对越自卫反击战全线打响仅剩13天，吴忠正对着作战地图敲定最后部署，桌上摆着200辆坦克的作战编成方案。 突然，通信兵送来一封“军委急件”电报。吴忠展开一看，一行字让他心头一沉：“经党中央批准，免去吴忠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浑身一震。一边是即将开战的硬仗，是手下整装待发的将士；一边是军委正式的免职令。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吴忠陷入人生最难抉择。 这道免职令源于特殊历史时期“揭批查”运动余波。吴忠曾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7年，被纳入清查范围，即便1977年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相关审查仍在推进。 1979年1月20日，专案组将初步结论上报军委，最终促成了这道临战免职令。 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深知临战换将的危害，也认可吴忠的军事才能。他暂时扣下命令，计划战后再处理，可消息还是泄露，吴忠成了前线“名不正言不顺”的指挥员。 那些天，吴忠白天照常工作，带队勘察阵地、召开作战会，每个环节都细致严谨。 深夜，他独自坐在营房，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缸堆得满满。他反复琢磨：是立刻回广州申辩，还是留在前线指挥打仗？ 没人知道，吴忠对这支部队、这场战役有多投入。1978年12月，许世友从北京带回军委作战预令，召开作战会议布置任务时，年近60的吴忠主动站起身。 “我请求到一线，指挥南集团部队打高平！”他语气坚定。 话音刚落，会场有窃窃私语，有人顾虑他年近六十，能否重现过往胜绩。 许世友一拍桌子，力排众议：“我信得过吴忠，他去最合适！” 就这样，吴忠接过南集团指挥权。这支部队配备200辆坦克、数十辆装甲车，是机械化作战力量，也是他手中的关键战力。 为制定最优作战方案，吴忠亲自带队勘察边境地形，最终锁定两条通往东溪、直插高平的路线。 作战会上，参谋们一致倾向水口关路线。“这里路面宽、地势平，机械化部队能快速推进，稳妥安全。”有人补充。 吴忠却指着地图上的布局关，语气坚决：“就走这里！” 众人哗然。布局关是宽不足3米的窄土路，溪流多、弯道急，属“坦克禁区”，一旦前方坦克损毁就会堵死路线。 吴忠解释：“水口关好走，敌人必重兵布防，强渡巴望河时若遭半渡而击，损失会更大；布局关虽险，但敌防御薄弱，快速推进就能出奇制胜。” 他加重语气叮嘱：“打仗不能墨守成规，险中才能求胜！” 就在吴忠带领部队紧锣密鼓准备冲锋时，免职消息传到他耳中。正当他纠结，许世友的电话打了过来。 电话那头，许世友语气霸气：“吴忠，命令我先顶着。你只管放手打，只要能打赢，一切后果我来担！” 有了这句话，吴忠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他在随身小本子上重重写下：“当然应以党性参战”，随后立刻返回指挥部，重新梳理部署作战计划。 1979年2月17日凌晨，炮火轰鸣，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吴忠一声令下，部队兵分两路：一路佯攻水口关吸引敌军注意力；他亲率主力直奔布局关，还将指挥所设在离突破口仅几百米的高地上。 “战役发起3小时内，必须把坦克开进东溪！”这是许世友的死命令，也是吴忠的作战目标。 坦克部队沿土路快速推进，遇到狭窄山口，101号坦克指导员林梦珠大喊：“加足马力挤过去！”坦克直接从石壁间撞出通道。 沿途越军误认是己方部队，挥手示意，看清坦克上的红五星后才慌忙逃窜。 上午9时45分，坦克部队提前15分钟攻入东溪，首战告捷。 战斗未停，越军因丢失东溪炸开班翁水库，洪水形成800多米水障区，妄图分割我军梯队。 吴忠赶到现场，见积水已漫过坦克履带，步兵无法通行，当即下令：“第二梯队不退反进，步兵下车徒步涉水，确保与第一梯队会合！” 说完，他戴上钢盔、抄起钢枪，直接跳入齐腰深的水中。将士们见将军带头，士气大振，纷纷跟进。部队最终顺利冲破水障区，与第一梯队会合。 随后，吴忠率部扫清高平外围据点，兵临城下。此时，他接到军区前指命令：“原地待命，待北集团会合后，由北集团统一指挥。” 吴忠深知战机不可失，立即发电报向许世友建议立即总攻。得到批准后，他亲自担任攻城总指挥。 2月24日17时25分，炮火再次轰鸣。5路部队直插高平，经7小时激战，全歼守城敌军，成功攻克高平。 战后，吴忠带领部队顺利完成殿后任务，撤回国内。之后，他坦然接受了长达八年的审查。 1987年，中央军委作出最终结论，明确吴忠未参与任何阴谋活动，恢复其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