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赵九章，在宿舍中吞下几十粒安眠药，静静的躺在床上离去了，在中国卫星的功臣名单中，他排在第一位，比钱学森排名更高！ 这位比钱学森在卫星功臣榜排名更靠前的巨人，没能等到“东方红一号”响彻寰宇的那一天，就以最决绝的方式告别了他挚爱一生的科研事业。赵九章不是空谈理论的学者，而是亲手为中国卫星铺就通天路的实干家，他的每一步都踩在祖国最需要的节点上。 1957年苏联卫星升空的消息传来，赵九章的血液瞬间沸腾，他连夜写报告、跑会场，喊出“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卫星”的呐喊。次年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他立刻牵头组建“581”组，带着团队从探空火箭起步，硬生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蹚出道路。1958年率团访苏，苏方只让他们隔着卡车看一眼卫星外壳，连触摸都不被允许，这份技术封锁反而让他更坚定：“核心技术买不来，只能自己造！” 回国后他一头扎进实验室，1965年那场长达42天的“651会议”，成了中国卫星的奠基礼。白天他主持论证会，和专家们争论到面红耳赤；深夜别人休息，他还在灯下计算轨道数据，心绞痛发作就嚼几片药顶过去，实在熬不住才靠安眠药入睡。就是这场连轴转的攻坚战，敲定了“东方红一号”“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目标，更拿出了15万字的专题材料，把卫星的每一个细节都规划到位。 作为卫星设计院院长，他的决策直接决定了中国航天的方向。面对卫星测轨技术的争论，他放弃成熟但昂贵的美国方案，力排众议采用刚兴起的多普勒系统，组织数学所、紫金山天文台联合攻关，硬是用简陋设备算出了最佳布站方案，后来“东方红一号”能精准被跟踪，全靠他当年的远见。他还牵头研制了振动、真空、热辐射等环境模拟设备，预研卫星温控、电源技术，甚至规划了从科学试验卫星到载人飞船的长远蓝图，比时代提前了几十年。 可这样一位功臣，却在1968年陷入了绝境。特殊历史时期，“反动学术权威”“特务”的帽子接踵而至，他被剥夺了主持卫星研制的权利，每天要面对无休止的批斗。即便身陷困境，他还偷偷打听卫星进度，惦记着那些未完成的技术细节。谁能想到，这位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清贫到搬家只有一车家当、解放前夕顶住压力拒迁台湾的爱国学者，最终会被时代的风雨压垮。10月26日清晨，他在宿舍吞下几十粒安眠药，办公桌上还摊着未完成的卫星系列规划手稿。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划破天际，《东方红》乐曲传遍全球，可这盛世美景，赵九章再也看不到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位列重大贡献者第一；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给他；紫金山天文台更是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赵九章星”，这些荣誉都是对他奠基之功的最好告慰。 赵九章的悲剧，是特殊时代对科研脊梁的误伤，可他留下的不仅是卫星技术的基础，更是“科学救国”的赤诚。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国之栋梁，既能在顺境中开拓创新，也能在逆境中坚守初心。那些说他排名高于钱学森的说法，并非否定后者的贡献，而是凸显他在卫星领域不可替代的开创地位——钱学森搭建了航天事业的宏观框架，赵九章则筑牢了卫星研制的微观根基。 历史不该忘记，是赵九章们用血汗铺就了中国航天的起点。他们的坚守与牺牲，才让后来的探月工程、北斗导航有了前行的底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