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中国GDP是1950亿美元，印度是1930亿美元，几乎打成平手。到1982年，中国2050亿，印度2000亿，依旧只差那么一丢丢。放在当时，这两个亚洲人口大国在经济上旗鼓相当，谁也看不起谁，谁也没甩开谁。可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一个成了全球老二，一个还在第五位晃荡， 18.6 万亿和 3.6 万亿不是简单的倍数差异，而是经济体量的维度跨越，到底是什么原因拉开了这巨大的差距？ 当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按红手印时，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正忙着推行“二十点计划”。 同样是改革，中国选择从土地这个最基层的生产要素切入，7亿农民一夜之间获得了土地经营权，粮食产量五年内飙涨三成。 而印度的改革停留在顶层设计，土地私有制像铁板一块，直到2020年仍有85%的农田被15%的地主把持。 这种从下而上的活力，让中国在1980年代初就释放出巨量劳动力，当深圳蛇口工业区的推土机轰鸣时，印度的企业家还在为办厂盖47个公章奔波。 时间差在1991年变得致命。这年中国的GDP已经是印度的1.5倍，而印度刚在外汇危机中被迫打开国门——比中国晚了整整13年。这十三年里，中国已建成2.5万公里铁路、1.1万公里高速公路，沿海特区的电子厂开始组装全球60%的收音机。 印度此时才发现，自己的制造业占比还停留在1950年的12%，全国只有5%的人口能熟练使用英语，所谓的“软件外包优势”根本消化不了每年千万级的新增劳动力。 工业化路径的选择埋下更深的伏笔。中国遵循“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经典路径，1980到2010年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15%，2001年加入WTO后更是嵌入全球产业链，长三角的一个镇就能生产笔记本电脑90%的零部件。 印度却跳过制造业直接拥抱服务业，2023年服务业占比55%，但软件业创造的百万岗位，根本兜不住每年1200万的新增就业。 当东莞的流水线工人用三个月掌握电子组装技术时，孟买的低种姓青年连职业培训学校的门都进不去——种姓制度让印度的劳动力市场像被割裂的拼图。 政府的角色在这场竞赛中划出鲜明对比。中国的“五年规划”不是纸上谈兵，1988年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通车时，印度的国道上还跑着1940年代的蒸汽机车。 2008年四万亿投资砸向高铁和基建，2023年中国高铁里程4.5万公里，印度第一条高铁刚在日本援建下通车，时速160公里——仅为中国高铁的一半。 这种“政府+市场”的模式，让中国在2000年就形成1.7亿市场主体，而印度至今只有6000万注册企业，其中70%是家庭小作坊。 教育和人口红利的转化是隐形的胜负手。1986年中国推行九年义务教育时，印度的识字率还不到50%。2003年中国中学生入学率67%，印度50%——这意味着中国每年能为制造业输送800万熟练工人，印度只能提供300万。 当富士康在郑州建厂，三个月培训出十万产业工人时，其印度工厂的良品率比中国低20%，因为工人连图纸都看不懂。这种“人的软件”差距，让印度的“人口红利”始终停留在统计数字里。 对外开放的深度最终拉开鸿沟。2001年中国入世后，外贸依存度从38%飙升至64%，长三角的集装箱码头24小时运转。印度直到2015年才将平均关税从30%降到15%，2023年货物贸易占GDP比重仍不到25%。 当中国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时，印度的出口还依赖软件外包和农产品，2023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870亿美元——连莫迪力推的“印度制造”，核心零部件仍需从中国进口。 这些因素像滚雪球般累积。1981年中印人均GDP都是200美元出头，2023年中国1.27万美元，印度2400美元。 更关键的是经济质量：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是印度的10倍，拥有全产业链优势；印度60%的GDP靠服务业支撑，其中一半是国内零售。 当中国在新能源、人工智能领域开疆拓土时，印度还在为提高制造业占比到25%而挣扎——这个目标，中国1995年就实现了。 四十年前的平手，本质是两个文明在现代化路口的不同选择。中国像推土机一样碾碎体制障碍，把14亿人卷入工业化浪潮；印度则像牛车，被种姓、土地和官僚主义拖住车轮。 当深圳的摩天大楼刺破天际时，新德里的贫民窟仍在扩张——这不是简单的经济差距，而是两种发展模式的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