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澳大利亚百姓说的大实话：在情感上，我对中国的好感不多，但当我看到悉尼致16死枪击案的新闻，我真心羡慕中国民众能生活在安全的社会里。社会安全稳定这方面，中国确实值得澳大利亚学习。 这位澳大利亚百姓，他或许没去过中国，但一定熟悉墨尔本街头的监控：2024年平安夜，一名17岁少年在购物中心外被枪击身亡，母亲抱着圣诞树装饰品在警戒线外哭到脱力；2025年复活节，珀斯犹太教堂的玻璃被涂上纳粹标志，晨祷的老人踩着碎玻璃做礼拜。 这些碎片拼出的日常，让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逐渐变成“安全马赛克”——每个族群蜷缩在自己的社区，深夜的街道属于醉汉和流浪汉，连警察巡逻都带着预判的警惕。 直到邦迪海滩的枪声响起。那对巴基斯坦裔父子合法持有6支枪，在光明节庆典上扫射人群时，澳大利亚的枪支管制神话彻底破防。 这个曾以“1996年Port Arthur惨案后禁枪”闻名的国家，如今民间流通400万支枪，审查流程却像筛子——枪手父亲早在2019年就被情报机构标记，只因“未构成紧迫威胁”，就让他的枪柜始终敞开。 这种制度性疏漏，让普通百姓的安全感变成薛定谔的猫：不知道哪天，邻居车库里的合法枪支会变成街角的枪声。 对比来得猝不及防。那位澳大利亚百姓或许刷到过中国夜市的视频：西安回民街凌晨两点的肉夹馍摊，摊主对着镜头笑出皱纹；成都九眼桥的年轻女孩举着奶茶压马路。 这些在中国习以为常的画面，在澳大利亚却成了奢侈品——墨尔本人罗伯特·巴维克在中国走了九座城市后震惊：“在墨尔本，我连自家楼下的公园都不敢夜跑，在成都却敢凌晨穿过三个街区找烧烤。”这种差异，不是简单的“治安好坏”，而是整个社会对“安全”的底层设计不同。 中国的安全感藏在细节里。广州步行街的防冲撞柱，杭州校园门口的“护学岗”，甚至便利店收银台的一键报警按钮，这些澳大利亚人眼里的“过度防护”，恰恰是中国对“平民安全”的偏执。 当澳大利亚父母每天接送孩子上学时，中国的小学生已经能自己背着书包穿过三个红绿灯——因为每个路口都有戴红袖章的志愿者，每个街角都有24小时亮灯的警务站。这种“冗余的安全”，让普通人的日常免于被极端事件绑架。 更关键的是，中国的安全没有族群滤镜。上海的新疆烤串店开到凌晨，北京的清真寺旁就是基督教堂，这种物理空间的交融，靠的不是“多元文化”的口号，而是“暴恐零容忍”的铁律。 澳大利亚的多元社会却在撕裂：2025年反犹事件激增3倍，穆斯林家庭收到的死亡威胁塞满信箱，连犹太学校的孩子都要练习“枪击逃生术”。当身份标签变成危险信号，安全感就成了稀缺品。 那位澳大利亚百姓的羡慕，本质是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他或许不懂中国的“枫桥经验”，也不知道“雪亮工程”，但他能看懂对比： 悉尼的母亲们开始教女儿“遇袭时装死”，而中国的母亲们在操心孩子补习班的接送；墨尔本的店主们在收银台藏防刺背心，而中国的摊主们在为“扫码支付到账延迟”发愁。 这些细碎的差别，拼凑出两个社会对“安全”的不同答案。 最讽刺的是信息茧房。澳大利亚百姓过去二十年被灌输“中国监控森严”的刻板印象，直到邦迪的枪声撕开滤镜——他们突然发现，中国的“监控”不是枷锁，而是让老人敢深夜遛弯、孩子敢独自回家的底气。 就像澳大利亚小哥在广州看到的：巡逻警察的对讲机沙沙响着，却没人觉得被冒犯，因为那是“有人兜底”的踏实。 这种安全感的本质，是整个社会对“平民脆弱性”的集体回应。当中国把“平安中国”写成国策，澳大利亚还在争论“持枪自由”与“公共安全”的边界。 那位百姓的羡慕，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一个普通人在枪声中突然明白：原来不用时刻警惕背后的脚步声，不用在节日庆典前查看逃生路线，才是文明社会该有的样子。 邦迪海滩的鲜花会枯萎，但那句“羡慕中国”的真话不会。它提醒我们，当安全成为奢侈品，所有的“多元”“自由”都失去了根基。 而中国用三十年的“笨功夫”——从禁枪到社区联防，从科技防控到文化融合——把“不怕天黑”变成了亿万人的日常。 这份日常，或许就是那位澳大利亚百姓最朴素的向往：不用在枪声中惊醒的夜晚，不用为孩子的安全失眠的清晨，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