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幼韵的女儿说，我妈妈有几千件旗袍，随便一件，质地都极佳，当古董都够格，不适合的衣服就给我，我就像捡到宝一样，爱不释手。直到111岁，她都坚持定时做新衣服，化妆，每天都打扮得美美的。 1982年，严幼韵77岁，丈夫顾维钧刚完成英文版回忆录《My Memoirs》的第一卷。那天清晨，严幼韵照常凌晨三点起床，烧水泡奶，还在保温杯外贴上纸条提醒“今日多云，记得别穿浅色西装”。 顾维钧正在回忆1921年参加华盛顿会议的细节，严幼韵听着听着突然纠正：“你那天不是在上海穿灰西装，是在北京，还穿的是蓝色。” 顾维钧愣了下，然后笑着说：“还是你记得清。” 她不仅记得服饰、时间地点，连会场的桌布颜色都能描述得出来。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为顾维钧校对回忆内容。他们结婚那年，1959年，顾维钧已77岁，严幼韵54岁。这段婚姻没有任何公开典礼，只有顾维钧亲笔书写的一份婚书：“以后我归你管。” 这一年，两人开始共同整理外交档案，顾维钧口述，严幼韵笔录、整理、纠错。她说过：“史料不能错，一点都不能。” “知道自己要什么，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严幼韵在给大女儿写信时说过的一句话。或许正因如此，她从不依附任何人，从年轻时就是如此。 1942年，她丈夫杨光泩在马尼拉被日军杀害，那时她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身边还有七个外交家庭的遗孀和孩子。有人想带她撤走，她说：“不能走，我得管这些人。” 战时粮药都极其紧张，她穿着亲手缝制的八字襟旗袍，在袖口暗袋中藏金条、外交章、奎宁片。有次她拿出三件真丝旗袍，和美军换了两千粒奎宁片，用于治疗疟疾。 严幼韵的签名至今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她知道，这不是交易，这是保命的底线。 回到更早的1940年前后，严幼韵在马尼拉领事馆当“临时馆务负责人”，用自己的身份四处与英、美军方打交道。她靠的不是权势，而是一种不慌张的气场。 有一回，日军士兵闯入她所住的房子，她依旧换好旗袍，头发梳好，站在门口迎上去，冷静交涉，日军反倒退了两步。 她在联合国任职那几年，即1947年到1960年，始终坚持穿旗袍上班，甚至外交接待时的领口都严格控制在4.5厘米。西方媒体曾称她是“最不会迟到的外交女士”， 但没人知道，她每天早上都要检查每一根线头是否平整。 有人觉得她讲究，但她不觉得那是讲究，那是“本分”。晚年，她陪顾维钧写回忆录，连哪年在哪个使馆接待过谁，她都能从旧文件夹中找出。 她不只是夫人，也是整理者、见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