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什么人？我是警察！”1998年，黑龙江刑警杨琳带着妻子外出散步时遇到了四个蒙头的歹徒，他直接报出了自己的身份，可谁知这伙歹徒还是对他动了手。 冬夜的哈尔滨南岗区，路灯把杨琳和妻子的影子拉得很长。 四个蒙面人突然从楼道拐角冲出来，寒光闪闪的匕首在夜色里晃得人睁不开眼。 妻子被推搡着跑开时，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我是警察。” 这句话没拦住刺向腹部的刀刃，血涌出来的时候，他还死死攥着那枚磨得发亮的警号。 警号碎片后来被装进证物袋，成了黑龙江省公安厅挂牌督办案件的关键物证。 同事们在现场找到三枚带血的指纹，可主犯吉世光像人间蒸发了。 那年头基层刑警巡逻，对讲机比枪更常用，杨琳倒下的地方，离最近的警务站只有800米。 没人知道吉世光怎么跑到深圳的。 龙华区的小餐馆后厨，他用假名字洗盘子，夜里就睡在油腻的操作台下。 2000年深圳五百万外来人口里，六成没办暂住证，他混在人群里，连说话都刻意改了口音。 有食客夸他“演小人物挺像”，说者无心，听者却在洗碗池前站了半夜。 后来他真的成了演员。 《潜伏》剧组挑“盛乡”这个角色时，导演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三分钟。 “你不用演，就把腰杆塌下去，眼神飘着点。” 吉世光没想到，自己十三年来躲避追捕的本能反应，竟成了导演口中的“演技”。 庆功宴上他喝多了，对着镜头说“每个角色都要有灵魂”，台下掌声雷动。 杨琳是在止痛药的副作用里看见那张脸的。 2011年冬天，电视里的“盛乡”正递情报，右眉上那道疤痕在光影里若隐若现。 他让妻子把剧照打印出来，和十三年前的模拟画像并排贴在墙上。 警号碎片的反光，刚好落在“盛乡”的眼睛上。 抓捕队在横店影视城找到吉世光时，他刚拍完一场枪战戏。 手铐铐上去的瞬间，他突然笑了：“我就知道，演警察的戏不能接。” 审讯室里，他主动交代了案发当晚补刀的细节，说“听见那声‘我是警察’，就觉得必须弄死他”。 现在杨琳的抽屉里还放着那瓶没吃完的止痛药，瓶身贴着2012年的标签。 吉世光出狱后在工地上搬砖，安全帽压得很低，工友没人知道他演过电视剧。 影视圈后来多了项规定，演员签约前要查无犯罪记录，这个改变的源头，藏在黑龙江省档案馆一份泛黄的案件卷宗里，第17页贴着那张带血的警号碎片照片。 那枚警号碎片后来被永久封存，玻璃展柜的灯光每天17点准时熄灭。 就像杨琳每天17点要吃的止痛药，吉世光工地上每天17点响起的收工哨，时间推着所有人往前走，只是有些印记，永远留在了1998年那个冬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