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 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卢麒元这番话，像块石头扔进平静的湖面，激起的讨论远比事件本身更值得玩味。他戳中了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中最核心、也最敏感的神经：立法权，这个国家主权的最高体现，它的独立性与纯洁性究竟该如何保障？ “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这句话是理解他全部主张的钥匙。战场上夺不走的东西，有时候可以通过修改规则来悄悄获取。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技术标准、行业规范，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导”着向某个外部势力或利益集团倾斜，那么国家主权和经济命脉就可能从根基上被撬动。他担心的“优先采用国际标准”，背后正是这种深层次的焦虑——在国际规则制定权仍不平衡的今天，无条件地“优先采用”，是否会让我们在一些关键领域丧失自主制定规则、保护自身发展利益的能力？这并非反对国际化，而是警惕“规则依赖”和潜在的技术锁定。 把矛头指向立法者本身，要求“政审”，则把这个讨论推向了更尖锐的层面。这触及了立法过程的“人”的因素。立法者，无论是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还是参与起草的专家，他们是否有复杂的海外背景、双重国籍、或在相关行业拥有重大利益？他们的知识结构、价值判断是否无形中受特定思潮或学派影响？卢麒元的主张，本质上是要求对立法这一“知识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合过程，进行最严格的资格审查和利益隔离，确保其出发点纯粹服务于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非任何其他议程。 这个主张的合理性建立在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之上。在国际博弈日益复杂、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的当下，确保立法这一根本政治过程的安全，似乎具有逻辑上的必要性。它呼应了部分舆论对“法律被架空”、“标准被绑架”的担忧。 然而，其现实操作的复杂性与潜在代价同样巨大。首当其冲的是立法工作的专业性与效率。“政审”若演变为泛政治化的审查，可能会让许多拥有国际视野、专业知识背景的学者、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对参与立法工作望而却步，导致立法知识来源的窄化，反而损害法律的前瞻性与科学性。立法需要兼听则明，需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那些通过国际交流获得的知识。 其次，关于“国际标准”。在全球化深度交织的领域，如贸易、通信、部分科技行业，采用或对接国际标准是参与国际分工、避免被孤立的技术前提。关键不在于“用不用”，而在于“怎么用”：是盲目遵从，还是有选择地采纳、积极参与修改甚至主导制定？将“采用国际标准”一概视为威胁，可能反而会自我隔绝于世界科技与产业演进的主流之外。 卢麒元的惊人之语，其最大价值或许不在于提供一个可立即执行的方案（“每次参与都要政审”在操作上可能面临巨大挑战），而在于它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警示信号。他迫使我们去思考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开放与安全之间，在吸收外部精华与保持主体性之间，国家的立法防线究竟应该设在哪里，又该如何智慧地设防？ 真正的防线，可能不仅仅是对“人”的审查，更在于构建一套公开、透明、严谨、有多元制衡的立法程序本身。让每一部法律、每一条标准的制定过程，都经过充分的国情论证、利益博弈、专业辩论和民意征询，使其结论能够经得起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检验。同时，大力培养和倚重植根本土、胸怀天下、具有战略思维的法律与政策研究力量，提升我们自主设置议题、定义规则的能力。 立法是国之重器，守护它的纯粹与独立，是一场静悄悄却至关重要的战争。卢麒元的“极端”提议，更像是一声力求唤醒警惕的呐喊。它提醒我们，在敲下每一个法律条文的时候，都应当时刻铭记：我们是在为谁立法，依据什么立法，最终要守护的是什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