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郑洞国调去北京任职，妻子却嫌弃离家远，工资低，不肯跟去，一年后，还提出离婚，改嫁富商，谁知，20年后，又哭求复婚。 1973年的北京胡同，槐树叶子落了一地碎金。陈碧莲裹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在四合院门外转了第八圈。她怀里揣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1943年在滇缅战场拍的——那时她穿着蓝布旗袍，站在郑洞国身边，军靴上还沾着怒江的泥点子。 院门“吱呀”开了。郑洞国拄着拐杖走出来，灰中山装的领口别着枚政协委员的徽章。陈碧莲突然冲上去，“噗通”跪在青石板上，照片从怀里滑出来，飘到郑洞国脚边。 “桂庭……我错了……”她的哭声像被风吹散的棉絮，“让我回来吧，哪怕给你端茶倒水……” 郑洞国弯腰捡起照片。照片上的姑娘正仰头对他笑，眼里的光比战场上的信号弹还亮。那是她瞒着家人，坐运输机飞越驼峰航线来看他的样子——机仓缺氧让她晕得天旋地转，却死死抱着给他带的上海肉松。 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郑洞国的指腹擦过照片上姑娘的脸，想起1952年那个上海的清晨。 那天他刚接到水利部调令，兴奋地在屋里转圈：“碧莲你看，北京的房子带院子，能种你喜欢的栀子花！” 陈碧莲却坐在梳妆台前涂口红，镜子里映出她新烫的波浪卷发：“要去你自己去，”进口香水的味道飘过来，“北京风沙大，我这皮肤可受不住；再说，厅级参事的工资，够买几瓶巴黎香水？” 郑洞国愣住了。他记得她曾把最后一块干粮塞给他，说“你打仗要有力气”；记得她在防空洞里抱着他的胳膊发抖，却说“只要跟你在一起就不怕”。现在，她连搬家都嫌麻烦。 他独自北上的火车上，行李箱里躺着半件她织了一半的毛衣，针脚停在第三十二行。郑洞国摩挲着毛衣针，心里存着念想：等她气消了，总会来的。 一年后的离婚协议书，像把钝刀子割开了他的念想。陈碧莲的字迹娟秀依旧，却写着“沪上生活奢靡，难改；君之薪资，不足养家”。郑洞国在“同意”栏签字时，钢笔尖把纸戳出个小洞——那天北京下了雪，他把半件毛衣锁进樟木箱，压在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下面。 后来听说，她嫁给了上海做进出口生意的王老板。报纸上登过照片，她穿着貂皮大衣，挽着王老板的胳膊走进和平饭店，手腕上的金镯子晃得人眼晕。郑洞国只是把报纸叠起来，塞进炉子里——那年他刚被毛泽东主席邀请参加中南海家宴，主席给他夹红烧肉时说：“洞国啊，你是识大体的人。” 陈碧莲的好日子，在1966年断了线。王老板偷税漏税的账本被翻出来，洋房汽车全充了公，连她压箱底的翡翠镯子都被抄走了。她搬进弄堂亭子间，靠给人缝补衣服过活，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孔。 20年光阴，把她从“怒江之花”磨成了胡同里的老妇人。当她打听到郑洞国的住址，揣着那张老照片找上门时，看见的是他身边站着的顾贤娟——那个给他补毛衣、陪他逛颐和园的女人，手里牵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甜甜地喊“爸爸”。 郑洞国沉默了很久，最后轻轻扶起她：“起来吧，地上凉。” 他从口袋里摸出个信封，塞进她手里，“这是些钱，你先安顿下来。” 信封上印着“全国政协”的抬头，边角有些磨损。 陈碧莲后来在街道工厂缝手套，缝纫机是郑洞国托人送来的“蝴蝶牌”。每个月领工资时，她都会想起那天郑洞国说的话：“日子要往前过，回不去了。” 只是偶尔，她会对着老照片发呆——照片上的姑娘怎么也想不到，当年用命守护的爱情，最后竟败给了梳妆台上的那瓶进口香水。 郑洞国去世后，女儿在樟木箱底发现了那半件毛衣。针脚歪歪扭扭的第三十二行，还别着枚生锈的毛衣针。旁边压着张字条，是郑洞国的笔迹：“有些线头断了，就接不回去了。” 字条下面，是陈碧莲后来托人送来的栀子花干，花瓣早已褪色，却还留着点淡淡的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