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眼看着自己回城无望，便嫁给了一个农民，新婚夜，刘琦看着憨厚老实的丈夫说道：“你对我的好，无以为报，唯有扎根农村！”可18年后，刘琦却撇下丈夫和三个孩子喝农药自杀……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刘琦并不是一时冲动。那一年，返城政策已经持续推进多年，许多当年一起下乡的知青陆续回到城市，有的进了工厂，有的被单位接收。 刘琦却一次次被挡在名单之外。档案审查、家庭成分、接收单位，这些冷冰冰的条款像一堵墙，把刘琦牢牢留在内蒙古五原县的土地上。 在红柳圪旦村生活的第十二个年头，刘琦已经习惯了天不亮下地、夜里摸黑回家的节奏。土地贫瘠，风沙大，庄稼收成常常靠天吃饭。刘琦不是没有动摇过，但每一次听到“再等等”的消息，刘琦还是选择继续留下。 那时的刘琦相信，只要肯干，总能熬到转机。 真正改变刘琦生活方向的，是1970年代中期的那几次返城审查。同批下乡的女知青，有人因未婚被推荐返城，有人因家庭关系疏通成功。 刘琦却被明确告知，属于“已长期稳定在农村劳动对象”，返城希望渺茫。那种失落并没有当场爆发，只是慢慢压在心里。 刘三海的出现，让刘琦暂时松了一口气。刘三海是本地农民，说话不多，却勤快，常在集体劳动后帮刘琦挑水、修工具。在那个女性选择空间极其有限的年代，这种关照显得尤为重要。 1977年的婚姻，在旁人看来是安稳的归宿，对刘琦而言，更像一次对现实的妥协。 婚后头几年，生活并未立刻失控。问题是在集体经济逐渐瓦解后显露出来的。家庭收入不稳定，刘三海开始频繁饮酒，农闲时无所事事。 家里的重活轻活，依旧落在刘琦身上。村里人并不觉得异常，在当时的农村，这样的分工并不少见。 身体的变化来得比情绪更早。第二次生产后，刘琦因大出血留下后遗症，医疗条件有限，只能靠休养硬撑。返城的可能性在这一刻彻底断绝。 1990年代初，百草枯在农村几乎家家可见，农资站就能买到。村里也时常有人因误服或轻生出事，但很少有人深究原因。那几年，刘琦的孩子渐渐长大，学费、口粮、农具样样要钱。 刘琦算账算到深夜，常常盯着油灯发呆。 一次赶集，是压在刘琦心头多年的那根弦被拨响的时刻。与旧日同学的重逢，让时间的落差一下子摆在眼前。 对方无心的一句话，让刘琦意识到，自己这些年的付出，并没有换来被理解的尊严。 有人说，命运的转折往往不是大事，而是某个被忽略的瞬间。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刘琦当晚回到家，看着熟睡的孩子，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过去三十年的片段，却找不到出口。
用户10xxx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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