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被逼入困境，周围无人支持，早已失去人心。 尹锡悦目前的状况，说他已经失去了人心，一点都不夸张。真正将他逼入困境的，不一定是检方调查手段有多么厉害，而是很多曾经距离权力核心很近的人，正在通过进行自我保护性质的供述，逐渐地堵住他的道路。 伴随调查的不断深入，更多的细节逐渐呈现出来。所展现的并非是一个偶然出现失误的决策者，而是一个在关键的节点上强行做出决策、并且不听从他人劝阻的人。前国防高官申源湜的说法至关重要，他表示有个总统早在私下的酒局当中就多次提及戒严的可能性。当真正宣布戒严的时候，那位总统的第一反应不是感到意外，而是心生失望。如此这般的表述，相当于在时间的序列上把临时做出的决策转变成为长期谋划酝酿的情况，其性质也就不一样了。 郑镇硕是总统府秘书室长，他的证词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情况进行了补充。他表示戒严当天，总统身边并非没有人进行劝阻。相反几乎所有核心幕僚都清晰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风险以及相应的后果。但是尹锡悦选择不再进行劝阻。在司法的语境当中，这种明明知道后果却仍然坚持去做的情况，要比单纯的判断失误严重得多。 军方将领的供述具有更强的冲击力。前反间谍司令官吕寅兄在法庭上表示，自己曾经因为尹锡悦提及戒严而当场下跪进行劝阻。不管这个细节是否存在情绪方面的渲染，所传递的信息仅仅是一个：连最直接执行命令的军方都认为这是行不通的道路。这样的叙述从本质上来说，是将所有制度性的风险集中地施加到总统个人身上。 在这条孤立的链条当中，金建希所扮演的角色比较复杂。她在主观方面没有明显的进行切割的行为，但是在客观方面所产生的效果却与之相反。围绕着她的相关案件不断地向前推进，开始反过来压缩尹锡悦的防御空间。有消息称戒严宣布之后，两人曾经有过激烈的争执，这一细节使得一个判断更加明显：戒严并不是夫妻二人共同谋划的，责任的中心还得锁定在尹锡悦本人身上。 对于尹锡悦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他已经失去了进行政治交易的时间窗口。要是正常下台的话，韩国的政治生态还存在一定的缓冲空间，盟友也许不会集体改变态度。但是他采取了戒严这一举措，使得所有人处于要么反对要么一起承受后果的状况之中。在这样的环境里，保全自身几乎变成了本能行为。 现在回过头来进行观察，尹锡悦并非是失败在某一次的供述上面，而是失败在一个判断上面。他过高地估计了权力的凝聚能力，过低地估计了风险来临的时候人性分散开的速度。当制度压力和个人责任开始相互叠加，身边的人数量越多，反而就越容易成为将他推下去的很多手。最终的结局会是如何的情况，或许还存在着法律程序需要去进行，但在政治层面，这一条道路基本上已经被封堵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