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张照片拍摄于1965年陈诚的葬礼，前来吊唁的是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他握手慰问的对象是陈诚的长子陈履安。当时，尼克松对陈履安说了这么一番话：“你父亲是我见过的最具远见与韧性的政治家，我们的数次交谈，至今仍让我深受启发。” 吊唁仪式结束后，尼克松在随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表示：“陈诚先生的去世是台湾的重大损失，他为维护本地区的稳定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陈诚与美国人的交往，比较隐蔽，美国人对他比较认可，一是因为陈诚的政治品格，二是美国人认为陈诚是一枚“合格的战略棋子”。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节节败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阻蒋退台计划，试图扶植陈诚“自立”以实现台湾分离，为此，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莫成德曾秘密赴台，提出由陈诚主持台湾政局、脱离国民党与共产党，美国则提供每年2500万美元经济援助及海空保护的条件 。 陈诚当时虽未直接拒绝，但明确表示“吾追随蒋先生二十余年，不忍临难而自立”，美国的分离计划虽然因此而落空 ，但陈诚“忠诚且有原则”的政治操守，还是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0年吴石案爆发后，陈诚的处置方式被中情局密切关注，解密电报显示，陈诚三次向蒋介石求情未果后，以“副总统特支费”每月资助吴石夫人王碧奎300新台币，持续十七年之久，这份“暗度陈仓”的举措被中情局评价为“懂得在绝境中保留余地，是可长期合作的对象”。 尼克松通过中情局的定期简报知晓此事后，在私人笔记中写道：“陈诚兼具忠诚与灵活性，这种特质在动荡地区的领导者中极为罕见”。 1950年代中期，蒋介石试图组建“成功军”筹备反攻，遭到美国强烈反对，美方以切断美援相威胁，陈诚在中间斡旋，建议减少征兵数额、取消“成功军”番号，最终促成蒋介石妥协，这一事件被收录于美国国务院1950年7月的对华政策备忘录中，尼克松在国会听证会上对此评价：“陈诚是维护美台合作的关键平衡者” 。 1953年7月，尼克松以副总统身份率团访台，这是他第一次与陈诚面对面打交道。 尼克松当时提出：“美国愿意为台湾提供军事援助，但前提是台湾需承诺，任何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必须提前与美方协商。” 陈诚明确回应：“副总统先生，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反攻大陆’是国民党的目标，但绝非鲁莽之举。眼下我们需要的是防御性武器，是稳定岛内秩序的经济援助，而非挑起战争的工具。” 作出这一表态后，陈诚随即摊开“三七五减租”的成效报表，指着农业产值提升27%的数据强调：“只有让台湾百姓吃饱饭，我们才有资格谈未来。”这番表态让尼克松暗自点头，在当天的私人备忘录里，他写下：“陈诚比蒋介石更懂现实，他不是战争狂，是合格的管理者。” 这次会谈，尼克松还试探性地提出：“美方认为，金门、马祖距离大陆过近，防卫成本过高，或许可以考虑‘暂时搁置’。” 陈诚则态度坚决地表示：“这绝无可能！金门、马祖是台湾与大陆的纽带，放弃它们，就是放弃‘一个中国’的立场，届时岛内民心涣散，台湾将沦为无根之萍。” 这次会谈，虽然双方存在分歧，但并没有影响尼克松对陈诚的看法，回到美国后，尼克松立即向国务卿杜勒斯提交了《关于台湾局势的报告》，其中明确建议：“应优先扶持陈诚一派，抑制蒋介石的冒进倾向，台湾的价值在于‘防御’而非‘进攻’。” 这一年10月，双方在谈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时，在“台湾地位”这一关键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美国人坚持要求加入“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模糊表述，陈诚则通过美国驻台“大使”蓝钦传递强硬信号：“若条约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国民党将拒绝签字。” 蓝钦在给杜勒斯的电报里直言：“陈诚的态度比蒋介石更坚决，他深知，失去‘一个中国’的法理依据，台湾的存在将失去合法性。” 因为陈诚的强硬态度，美国人最终选择了妥协，尼克松在回忆录里评价：“陈诚是个聪明的谈判者，他懂得用‘法理’和‘民心’作为筹码，而非一味乞求援助。” 尼克松对陈诚的评价，始终围绕“务实”、“可靠”、“有底线”三个核心，这些评价并非外交辞令，而是基于具体事件的战略判断。 在《尼克松回忆录》中，尼克松专门提及：“陈诚与国民党内的空想家不同，他明白台湾的生存依赖稳定，而非冒险，这与美国的东亚战略高度契合”。 这种契合在1958年金门炮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时蒋介石要求美国舰队护航金门补给，尼克松在国会公开表态“不应卷入金马冲突”，这一立场与他1953年从陈诚口中听到的“不鲁莽开战”原则形成了呼应，而这背后是两人对“台湾角色定位”的共识——台湾是美国“遏制战略”的据点，而非挑起战争的跳板。 历史上，做独裁体制下的二号人物，向来是困难、危险的，但陈诚作为那一时期台湾的“二号人物”，却打破了这一惯例，并呈现出了价值，这一点从美国人对他的认可中可以看出来。 要问陈诚的政治智慧或者说践行之道是什么？ 尼克松对他的评价就是答案：务实、可靠、有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