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5军准备长征时，军政治部做了一个决定：把七名女护士留下来，每人发8块银元，让她们回老家自谋生路。 这七名女护士，大多是十七八岁的年纪，最小的才十五岁，来自湖北、河南、安徽的农村，是被红军在扩红中吸收进来的。她们没读过多少书，却因为心善、手巧，被送到军部的医务培训班学包扎、学打针，跟着部队在鄂豫皖苏区跑前跑后，给伤员换药、煮稀饭、缝补军衣。长征的消息传来时，部队正在河南罗山一带集结，山风里带着寒意，政治部的干部拿着名单念名字，每念一个，被点到的人就愣一下，然后默默走到队伍外。 班长叫吴秀英，湖北黄安人，二十岁，是七个人里年纪最大的。她记得第一次见伤员，是个断了腿的通讯员，疼得直咬牙，她手抖着给他扎针，扎了三次才找准血管，通讯员却笑着说“不疼，你手轻”。后来她跟着部队打游击，夜里背着药箱爬山，鞋磨破了就用破布裹脚，有次为了抢在敌人前面给重伤员换药，她抱着药箱在雨里跑了十几里，回来就发了高烧。 可现在，政治部主任说“女同志体力弱，跟不上长征路，留下来是对你们负责”，她攥着刚发的8块银元，指节发白——这钱在苏区能买两担米，可回老家，山高路远，盘缠根本不够。 没人敢当面说不服从，但散会后，七个姑娘没走。她们蹲在村口的碾盘旁，把银元一枚枚排在石板上，吴秀英先开口：“咱们跟部队走惯了，回老家能干啥？种地？爹妈早没了；嫁人？谁要个带着药箱的‘红军婆’？”最小的姑娘叫春妮，河南光山人，扎着两条辫子，眼泪吧嗒掉在银元上：“我在部队才觉得自己有用，能救人，能帮人，回去当老百姓，我怕自己连针都不会拿。” 她们去找军长程子华。程子华刚从地图上抬起头，见七个姑娘站在门口，裤脚还沾着泥，便让她们坐下。吴秀英把心里的顾虑说了，末了加一句：“我们不要特殊照顾，跟大部队走慢些就行，抬不动担架就帮着煮饭、看护轻伤员。”程子华没立刻答应，让她们先回去等消息——其实他心里也犯难：长征路是生死路，湘江战役时，部队连行李都扔了，女同志确实容易拖后腿；可看着她们眼里的执拗，他又想起苏区老百姓说的“红军女娃比男娃还能扛”。 第二天，政治部改了主意。不是因为“心软”，是有人算了笔账：七名护士懂基础医疗，留在苏区是骨干，可跟着长征，只要安排轻活，未必是累赘。程子华和政委吴焕先商量后，决定把她们编入后卫部队，专门负责看护伤病员、管理药品，行军时允许骑马或坐担架（由轻伤员轮流抬）。出发那天，吴秀英把银元塞回政治部干部手里：“这钱我们不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长征路上的苦，比她们想的更甚。过桐柏山时，大雪封山，她们把仅有的棉衣分给伤员，自己裹着稻草取暖；在陕南庾家河战斗中，春妮为了抢回一箱药品，被流弹擦伤胳膊，却坚持给伤员包扎到半夜；最险的是过渭河，水流湍急，她们手拉手组成人墙，把药品和伤员护在中间，自己的鞋被冲走了，就光着脚在冰水里走。吴秀英后来回忆：“那时候没想过能不能走到头，只想着不能让伤员再疼一次，不能让药箱空了。” 这七名女护士，最终跟着红25军走到了陕北。她们中的六人活了下来，一人牺牲在长征途中。到陕北后，她们成了红军医院的骨干，吴秀英当了护士长，春妮学会了做手术缝合。有人问她们后悔吗，吴秀英指着身上的军装说：“后悔啥？我们没被留下，不是因为运气好，是我们没把自己当‘该被留下的人’。” 军政治部最初的“留下”，是特定环境下的现实考量——长征对体能要求极高，女同志在长途行军、作战中确实面临更多困难，发银元让她们回老家，是当时不少部队对女兵的常见安排。但这七名护士的坚持，打破了“女同志只能留守”的惯性思维。她们用行动证明，性别不是衡量战斗力的唯一标准，责任心与毅力能让弱小的身躯扛起和男同志一样的重量。 这段往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是七个普通女孩子在绝境里，抓住“有用”二字不放的韧劲。8块银元能买暂时的安稳，可她们选了跟着队伍吃苦——因为只有在救死扶伤的路上，她们才觉得自己真正“活着”。红25军是长征中唯一人数不减反增的队伍，这背后，就有这些被“重新召回”的女护士们的一份功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