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师师长廖龄奇被枪决后，他手下四名团长，除蔡仁杰外，其他三个都提出了辞职，还差点闹出哗变，以抗议上面对师长的不公。 要说廖龄奇这个人，那是真有才。黄埔四期毕业，还得过英国军校的真传，属于那种典型的“技术流”军官。长得帅，仗打得狠，在淞沪战场上带着队伍硬顶日本人，那是出了名的悍将。 但他身上有个致命的毛病：傲。 这种傲，是那种知识分子加职业军人的清高。在他眼里，打仗就是打仗，一是一，二是二，什么人情世故，什么官场弯绕，他统统看不上。 这就导致了他和当时的顶头上司——74军军长王耀武，怎么看怎么不对付。 王耀武是谁？黄埔三期的师兄，但他不像廖龄奇那么“纯粹”。王耀武是出了名的长袖善舞，做生意是一把好手，情商极高，谁都不得罪。在廖龄奇看来，王耀武就是个“市侩”，靠运气和拍马屁上位的。 据史料记载，廖龄奇对王耀武的命令经常是阳奉阴违，甚至当众冷嘲热讽。 这就埋下了祸根。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的军队里，才华固然重要，但“站队”和“做人”才是保命符。廖龄奇仗着自己是老军长俞济时的心腹，觉得王耀武动不了他，甚至在俞济时想把他调走时，因为各方阻挠没走成，他反而把这笔账记在了王耀武头上。 这就好比现在的职场，业务骨干看不起八面玲珑的部门经理，平时还要甩脸子。一旦出了事，你指望经理拉你一把？他不推你下去就算厚道了。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 这仗打得太窝囊了。日军破译了国军的密码，薛岳的“天炉战法”成了笑话。74军作为王牌主力被顶上去，结果情报泄露，在行军路上就被日军轰炸机和重炮包了饺子。 当时廖龄奇正在请假回家结婚，一听部队出事，婚也不结了，把新娘子一扔就往战场跑。等他赶到58师的时候，局面已经烂透了。 虽然廖龄奇拼了命地组织反击，甚至一度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但大势已去。侧翼友军溃败，58师伤亡超过四成，再打下去就是全军覆没。 这时候，廖龄奇做了一个符合军事逻辑但违背政治逻辑的决定：撤退。 他带着残部撤到了株洲整训。而且，他犯了一个大忌——他在整训期间，又回了一趟老家。 战后，蒋介石飞到南岳开会，气得要杀人。这一仗败得太惨，老蒋急需一颗人头来整肃军纪，同时也给英美盟友一个交代。 这颗人头选谁？ 选薛岳？那是战区司令长官，动不得。 选王耀武？人家王耀武早就写好了“请罪书”，把责任揽得干干净净，态度诚恳得让老蒋发不出火。 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不听话”、“擅自撤退”、“还没事回家”的廖龄奇身上。 廖龄奇死得冤不冤？确实冤。他虽然有责任，但罪不至死。 但更冤的是，他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在会上，他还要跟老蒋据理力争，说自己想去陆军大学进修，不想跟薛岳他们干了。这在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看来，就是临阵脱逃还敢顶嘴。 “拖出去，枪决！” 一声令下，一代名将就这样窝囊地死了。他临死前给新婚妻子写信，让她改嫁，这情节简直比电影还扎心。 廖龄奇一死，58师彻底炸了。 这支部队前身是俞济时的浙江保安团，是74军的起家底子，那是绝对的嫡系。他们看着自己的师长像杀鸡一样被杀了，那种愤怒可想而知。 这时候，王耀武派了自己的亲信、当时的副师长张灵甫去接任师长。 这下好了，火上浇油。 58师手底下的四个团长，直接站出来了三个：172团团长王伯雄、174团团长邓竹修、补充团团长何澜。 这三位都是廖龄奇一手带出来的兄弟，那是过命的交情。他们直接把辞职报告往桌子上一拍：老子不干了！ 理由很硬：师长死得不明不白，我们心寒，这仗没法打。 只有一个团长没动，那就是173团的蔡仁杰。因为蔡仁杰跟张灵甫私交不错，这时候选择了沉默。 但这也很危险了。三个团长集体辞职，这在战时跟哗变只有一线之隔。只要稍微有人煽动一下，这支王牌师瞬间就会分崩离析，甚至可能拉上队伍上山落草，或者直接投敌。 这时候，就显出王耀武的手段了。 面对张灵甫慌慌张张跑来汇报的局面，王耀武没有拍桌子骂娘，也没有派宪兵去抓人。他非常清楚，这时候硬碰硬，只会逼反这帮骄兵悍将。 他说了句特别有水平的话：“要走？那就让他们走。强扭的瓜不甜。” 这招叫“抽薪止沸”。 这三位团长本来是一时激愤，或者想以此向上面施压，给老长官讨个说法。他们赌的是上面不敢让58师瘫痪。 可王耀武偏偏不接招。你不是要辞职吗？我批。不仅批，我还立马给你把后路安排得明明白白。 王耀武让张灵甫立刻批准辞呈，同时做两手准备： 第一，安抚何澜。第二，迅速换血。 这一下，王伯雄和邓竹修傻眼了。本来是想“逼宫”，结果变成了“净身出户”。走出了军营，他们啥也不是，在这个乱世里连生存都成问题。 就这样，一场可能引发巨大动荡的“哗变”危机，被王耀武用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化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