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后，特务头子李修凯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地下党员，地下党员大喊：“狗特务”，李修凯却直接冲上去抱住他：“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和我去自首吧！” 两人在德胜戏院门口的街头扭作一团，冉益智拼命挣扎，唾沫横飞地骂李修凯假惺惺，可李修凯的胳膊像铁钳似的锁着他，眼里满是咬牙切齿的急切。 周围赶集的群众很快围了上来，有人认出李修凯曾是军统少将，纷纷抄起扁担锄头，以为是特务当众行凶，直到巡逻的公安人员赶到，才把扭打的两人分开。 冉益智喘着粗气，指着李修凯向公安告状：“他是保密局西南区副区长，双手沾满革命者的血！”没等公安开口，李修凯抢先喊道：“我已经自首四天了！ 交出了手枪和金条，还供出了两个潜伏电台！”他转头死死盯着冉益智，声音都在发颤，“倒是他，这个重庆地下党副书记，早就叛变投敌，江竹筠同志就是被他亲手诱捕的！” 这话让围观群众瞬间哗然。谁也没想到，这个顶着“地下党员”名头的男人，竟是出卖英雄的叛徒。 冉益智的脸瞬间煞白，转身就想钻进人群逃窜，李修凯一个箭步冲上去，从背后再次将他抱住，任凭冉益智用手肘猛击他的肋骨，也不肯松手。 “你跑不掉的！”李修凯咬着牙说，“你出卖了133名同志，53人被杀害，35人下落不明，这笔账总得算清楚！” 公安人员当即给两人戴上手铐，押往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路上冉益智还想狡辩，说自己是被胁迫的，可李修凯一五一十道出了他叛变的全过程：1948年4月，冉益智被特务抓捕。 刚受了“夹竹筷”酷刑就哭喊着要招供，不仅把重庆地下党的组织架构和盘托出，还主动带着特务连夜赶往万县，在法院街拦住了正要传递情报的江姐。 “江姐当时还问你怎么来万县，你笑着说‘专门找你’，转头就让特务围了上去！”李修凯的话像刀子一样，戳得冉益智再也说不出话。 没人知道，李修凯抓冉益智，既是立功赎罪，也是积压已久的愤懑。作为军统骨干，他亲眼见过冉益智叛变后如何摇尾乞怜，如何和另一个叛徒刘国定争先恐后地出卖同志，甚至为了邀功，抢着供出下川东地下党组织。 而重庆解放后，党中央发起镇反运动，要求肃清残敌，李修凯知道，只有抓住冉益智这样罪大恶极的叛徒，才能弥补自己过去的罪孽。 到了公安局，李修凯拿出了确凿证据——他在军统时留存的冉益智叛变后的活动记录，还有特务内部关于冉益智诱捕党员的嘉奖电报。 面对铁证，冉益智瘫坐在地上，交代了所有罪行：他不仅出卖江姐，还指认了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又劝说涂孝文叛变，导致整个川东地下党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 1951年2月，罪大恶极的冉益智被依法处决，这个《红岩》中甫志高的原型，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李修凯因为揭发叛徒、提供特务潜伏线索，获得了宽大处理。他后来协助公安破获了多个潜伏特务组，妻子也被安排了工作，直到1952年去世，始终没有再犯过错误。 这场特务抓叛徒的离奇闹剧，最终成为重庆镇反运动中的一个缩影——无论曾经的身份如何，背叛信仰者必遭唾弃，而愿意回头认罪、弥补过错者，才能获得新生。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有人在酷刑面前坚守初心，有人在利诱之下屈膝变节。冉益智的下场印证了“叛徒没有好下场”的真理，而李修凯的选择也告诉我们，迷途知返、敬畏正义，永远不算太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