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时候啊，不得不信命。我家有四姐妹，我排行老三。我大姐不喜欢读书，初中毕业就没

人有时候啊，不得不信命。我家有四姐妹，我排行老三。我大姐不喜欢读书，初中毕业就没读了，十几岁就出去外面打螺丝，那会儿大家都以为大姐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人有时候啊，不得不信命，但更得信自己熬出来的劲儿。 我家有四姐妹，我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个爱跟屁虫似的小妹。 那年夏天，堂屋的缝纫机还在咔嗒咔嗒响，妈踩着踏板给邻居做棉袄，我蹲在煤炉边扒拉米饭，鼻尖绕着刚焖好的红薯味。 大姐突然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我不读书了。” 妈手里的针线“啪嗒”掉在布上：“你说啥？初中还没毕业就不读了？出去喝西北风啊？” 大姐梗着脖子，马尾辫甩得像小鞭子：“我去打工，去南方电子厂打螺丝，自己挣钱自己花！” 那会儿大家都觉得，大姐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不爱读书，性子野，出去打几年工，嫁个附近的男人，生娃，过日子，跟村里多数女人没两样。 她走的那天是正月十六，天还没亮透，妈往她帆布包里塞煮鸡蛋，塞到第三个时，她红着眼推回来：“妈，够了，厂里管饭。”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开了一整天，把她拉到南方的工业区——车间里机器轰鸣，铁屑子像下雨似的往下掉，她的工位就在最角落，面前堆着小山似的零件，每天重复着“拿起螺丝、对准孔位、按下电批”的动作，手指磨出了茧子，晚上疼得睡不着，就咬着牙揉。 第三个月，她认识了车间门口修机器的老王师傅，一个总穿着蓝色工装、兜里揣着老花镜的老头，老王师傅看她总蹲在角落啃馒头，递过去个肉包子：“丫头，打螺丝能糊口，但不能糊一辈子，我侄女在会计班当老师，你要不跟着听听？” 她眼睛亮了，像突然找到方向的小鹿，使劲点头。 从那天起，她的生活多了件事——学习。 宿舍床底下塞着从废品站淘来的《会计基础》，封面都磨没了，她用透明胶带一圈圈缠好，书页里夹着各种小纸条，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枕头边的充电台灯是跟工友借的，每晚亮到后半夜，第二天顶着黑眼圈踩机器，问她怎么了，她就笑：“蚊子多，吵得睡不着。” 有次我给她打电话，听见背景里有翻书声，她慌忙说“要加班了”，匆匆挂了，后来才知道，她是怕我跟妈说，怕我们觉得她“不务正业”。 2015年冬天，她突然寄回家一个快递——红色的会计从业资格证，照片上的人剪了齐耳短发，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嘴角抿着，眼神却亮得像揣了星星；里面还夹着张工资条，数字比打螺丝时翻了三倍，纸条上写着：“三妹，告诉妈，我现在是会计了，不用再闻铁屑子味了。” 那会儿我才懂，大家说“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其实是用自己的经验给别人画了框——不是不读书就没出路，是她把别人眼里的“野性子”，熬成了咬着牙往前冲的韧劲；不是打螺丝没前途，是她在重复的动作里藏了心思，知道哪颗螺丝该往哪拧，哪条路该往哪走。 她那些年没日没夜的苦，没跟家里说过一句——冬天车间没暖气，她裹着两件旧棉袄还发抖，却把省下来的钱寄回家，让妈给小妹买新书包；夏天宿舍闷热，她蹲在走廊灯下看书，汗珠子滴在书页上，晕开了字迹，她就用纸巾一点点擦干净，再接着背。 原来她不是不爱读书，是不想让家里再为学费发愁；原来她不是“野”，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就闷头去撞，哪怕头破血流，也要撞出一条路来。 现在大姐在镇上开了家小财税公司，玻璃门上贴着“诚信为本”四个红字，里面摆着三盆绿萝，都是她自己养的，绿油油的，看着就有生气。 她成了我们家的主心骨，二姐买房差首付，她二话不说转了十万，说“先拿去用，不用急着还”；小妹考研失败哭鼻子，她搂着小妹说“没事，姐当年考会计证考了三次呢，大不了再来”。 有时候我会想，人这辈子哪有什么定数？你以为的“就这样了”，或许只是没看到别人在暗处悄悄攒的劲——别轻易给人贴标签，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你说对不对？ 前几天回家，大姐在院子里教小侄女打算盘，阳光透过梧桐叶，在她手背上洒下碎金似的光斑，她一边拨算盘一边说：“珠子要一颗一颗拨准，账才清楚；日子要一步一步走稳，路才踏实。” 小侄女奶声奶气地问：“姑姑，你以前打螺丝是不是也这样认真呀？” 她笑了，眼角的细纹里盛着光：“是呀，打螺丝要对准孔位，过日子要对准方向，只要心里有准头，啥都能做好。” 我蹲在旁边看着，突然想起她当年走时留在桌上的那支旧钢笔，笔帽上刻着歪歪扭扭的“加油”——原来有些种子，埋在土里的时候没人看见，等它悄悄发了芽，才知道早已根深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