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8岁翁瑞午糟蹋了一名女大学生。对方母亲大怒，发誓要将他告进大牢。不料到了法庭上，翁瑞午正准备认罪，女大学生却突然跳出来说：“怀孕是我的责任。” 这操作简直颠覆认知！谁能想到，受害者当庭替加害者开脱？要搞懂这迷局，得先说说翁瑞午到底是何许人也。 他可不是普通人，是清末名臣翁同龢的嫡孙，出身名门，还是沪上有名的才子，绘画、票友样样精通，更有一手绝好的中医推拿术。 凭借这些资本，他混迹于顶级社交圈，更是徐志摩妻子陆小曼的同居伴侣，两人无名无分相守了30年，陆小曼的生活全靠他供养 。 而这位女大学生，不是别人，正是翁瑞午和陆小曼的干女儿关小宝。翁瑞午当初以“培育艺术新人”为幌子，说关小宝有天赋，要“悉心指点”，一步步拉近了距离。 一个年近花甲的长辈，一个怀揣梦想的女学生，身份、地位、阅历差了十万八千里，这所谓的“指点”，从一开始就藏着猫腻。 关小宝母亲得知女儿怀孕，气得发抖，当即报警要讨公道。可法庭上的反转，让所有人都懵了——关小宝不仅认下所有责任，还说自愿的。 更离谱的是，陆小曼居然也站了出来，淡定替翁瑞午辩护：“关小宝是我和翁瑞午的义女，他俩之间没有不正当关系。” 这话说得违心啊！陆小曼难道不清楚翁瑞午的品行？她自己当年就是因为翁瑞午的推拿和陪伴，才深陷其中，甚至染上烟瘾 。 可她为啥帮着掩盖？说白了，是依赖。徐志摩死后，她被徐家抛弃，生活全靠翁瑞午支撑，断了他，就断了自己的生计来源。 关小宝的妥协，恐怕更无奈。1957年的社会，一个未婚女大学生怀孕，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翁瑞午有权有势，她一个年轻姑娘，能反抗得了吗？ 或许是被威胁，或许是被承诺迷惑，又或许是怕名声尽毁，她最终选择了牺牲自己，替加害者买单。 但法律终究是讲证据的，翁瑞午的恶行有迹可循，即便两人当庭翻供，他还是被判了2年有期徒刑。 这判决，算是给了受害者一丝慰藉，也守住了法律的底线。要知道，哪怕是情侣、亲属，违背意愿发生关系，照样构成犯罪，这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早有明确指向 。 可这起案件的背后，藏着太多时代的悲哀。当年的女性，面对权力、地位的压迫，维权之路难如登天。 关小宝的遭遇，不是个例。那个年代，很多女性在受到侵害后，要么迫于压力不敢声张，要么像关小宝这样，不得不妥协退让，默默承受委屈。 而翁瑞午这样的人，正是利用了这种不对等，仗着自己的身份和资源，肆意践踏他人的尊严和权益。 他对陆小曼的“供养”，看似深情，实则也藏着控制——陆小曼依赖他的经济支持和推拿技术，只能对他的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出狱后的翁瑞午，没过几年就病逝了，而关小宝的后续，史料中鲜有记载，只知道她被母亲带回家管教，往后的人生，恐怕都带着这场噩梦的阴影。 回看这起事件，最让人唏嘘的不是翁瑞午的恶，而是受害者的无奈妥协。在权力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弱者往往只能选择沉默。 放到现在，这样的事情绝不会轻易翻篇。随着《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完善，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遇到侵害，敢于发声、勇于维权已成常态 。 但这起发生在1957年的案件，依然是面镜子。它提醒我们，权力不能成为作恶的保护伞，性别平等也不是一句空话。 无论何时，尊重他人的意愿和边界，都是做人的底线。而社会对受害者的保护和支持，才是让罪恶无处遁形的关键。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