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把戏子划为下九流，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戏子本就是不务正业之人，他们不从事生产经营之道，而是专门迎合达官贵人，以此来获取衣食。 这话放在古代的社会语境里，能找到现实依据，却绝不是绝对的真理。要搞懂“下九流”的分类，得先看清古代的社会底色——农耕文明里，“男耕女织”才是主流，能种出粮食、织出布匹、造出器物的职业，才被视作“正业”，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农、工、商，尚且排在“士”之后，更别说靠“卖艺”为生的戏子。 古代的戏班，大多是流动的。戏子们背着行囊、扛着行头，走村串户，哪里有庙会、哪里有达官贵人的寿宴，就往哪里去。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稳定的收入，全靠台下看客的赏钱过活。达官贵人点一出戏，赏银能让戏班活上半个月；若是遇上灾年，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谁还有闲钱看戏，戏子们就只能饿着肚子赶路，甚至冻饿而死。 有人说他们“迎合达官贵人”，这话没说错，却忽略了背后的无奈。晚清时，北京城里有个叫“玉春班”的戏班，班主李老根带着二十多个徒弟，最小的才八岁。为了能在王府的寿宴上唱一出，李老根提前半个月就带着徒弟们排练，最受欢迎的武生小三子，为了练一个空翻动作，摔断了腿，还强撑着上台。 寿宴上，王爷看得高兴，赏了十两银子，李老根捧着银子，当场给王爷磕了三个头——那十两银子，能给受伤的小三子治腿，能让整个戏班熬过寒冬。 可要说戏子“不务正业”，就太片面了。古代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戏曲是老百姓唯一的娱乐，也是他们了解历史、明辨是非的窗口。戏班里唱的《霸王别姬》，让百姓知道了忠义；唱的《窦娥冤》，让百姓看清了官场黑暗；唱的《花木兰》，让百姓懂得了家国情怀。这些戏文，不是简单的“迎合”，而是戏子们用唱念做打，把历史故事、民间疾苦搬上舞台，藏着对世道人心的观察。 清代有个叫程长庚的戏子，被称作“京剧鼻祖”。他出身戏班，自幼学戏，练就了一副“脑后音”，唱出来的老生唱腔，浑厚有力，传遍京城。可他从不是只会迎合达官贵人的角色。 有一次，一位权贵点戏，非要让他把《四郎探母》里的“杨四郎”改成投降的反派，还许诺给重金。程长庚当场拒绝：“戏文里的忠义不能改，改了就不是戏，是误人子弟！”权贵恼羞成怒，下令封杀他的戏班。程长庚宁愿带着徒弟们去乡下唱戏，也不愿妥协，他常对徒弟说：“我们唱的不是戏，是良心，不能为了钱丢了根本。” 戏子的苦，外人很难体会。学戏的孩子，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被父母送进戏班，从小就过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日子。天不亮就起来吊嗓子，压腿、下腰、翻跟头，稍有不慎就会被师傅打骂。很多戏子练坏了身体，到老了唱不动了，就被戏班抛弃，只能靠乞讨度日。他们“迎合”达官贵人，不过是为了活下去，可在活下去的同时，不少人还守着心里的底线，守着戏曲的尊严。 古代把戏子划入“下九流”，本质上是等级社会的偏见。士大夫们坐在台下看戏，享受着戏子带来的娱乐，却又鄙视他们的职业，觉得自己“劳心者治人”，戏子“劳力者治于人”，甚至不准戏子和良家女子通婚，不准戏子参加科举。这种偏见，忽略了戏子们的付出，也否定了戏曲的文化价值。 就像明末清初的柳敬亭，本是说书人，也算“戏子”的一种。他说书时，能把历史人物讲得活灵活现，连东林党人、抗清志士都爱听他说书。他借着说书，痛斥奸臣当道，歌颂民族英雄，鼓舞了不少百姓的抗清斗志。后来清军入关，柳敬亭宁愿归隐山林，也不愿给清军说书，宁愿饿死，也不做亡国奴的戏子。这样的人，难道能算“不务正业”？ 时代变了，“下九流”的说法早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现在的戏曲演员，是国家一级演员，是非遗传承人，他们坚守着传统文化，把戏曲艺术发扬光大。可回头看古代的戏子，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不务正业”来评判他们。他们在艰难的处境里，用艺术慰藉了百姓的心灵，传承了文化的火种，甚至在关键时刻，守住了民族的气节。 职业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谓的“正业”，也从来不是靠是否创造物质财富来定义。古代的戏子，用一生证明了：靠手艺吃饭、靠良心做事，就不是“不务正业”；能给他人带来快乐、给社会带来价值，就值得被尊重。那些嘲笑戏子“下九流”的人，恰恰忘了，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职业带来的，而是人格和操守带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