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广东惠阳渔民苏就带决定带领全族逃港。为了掩人耳目，他把家族的两艘大渔船和渔具留在原地，然后带领整个家族老老少少48口，分乘四艘完全靠人力的小渔船出逃，最终安全抵达香港。 苏就带的祖辈都是惠阳海边打鱼的老手，从小跟着父亲在咸腥的海风里撒网。他记得小时候家里穷得连盐都买不起，母亲总把晒干的鱼肚子里塞一把米熬粥。那时候村里人常说“海那边有饭吃”，可谁也没真敢试过。 直到1959年冬天，村里来了几个从香港回来的亲戚，带回来的不只是洋布和新鞋，还有满嘴的“自由港”“赚港币”。苏就带蹲在自家漏风的茅屋里算了一夜账——留在村里，全家一年到头也就混个半饱；要是去了香港，哪怕每天只挣几毛钱，也能让孩子穿上胶鞋。 他没敢声张，先悄悄找了三个堂兄弟商量。四个男人凑在海边的礁石后头，听着浪声拍岸，谁都不说话。最后是苏就带的父亲咳了一声：“当年你爷爷带着我们闯海南岛，也是这么偷偷摸摸走的。”这句话像根火柴，“噌”地点着了大家的胆子。 他们开始挨家挨户串门，白天帮邻居修船补网，晚上坐在煤油灯底下劝老人：“孩子们冻得直哭，再不走怕是要饿死。”有些老人抹着眼泪点头，有些骂他们疯了，可架不住儿子孙子的哀求，最后连最固执的太奶奶都拄着拐杖说：“走吧，海那边总比这儿强。” 准备的过程像一场秘密战役。苏就带把家里的大渔船刷上厚漆，停在码头最显眼的地方——这是给村干部看的幌子。真正的工具藏在村后的芦苇荡里：四艘巴掌大的小舢板，是他带着儿子们用捡来的木板钉的，船底还垫着旧棉絮防漏水。 粮食只带了晒干的番薯干和一小袋米，够撑三天；每人兜里揣两个鸡蛋，是太奶奶攒了半年的。出发那天是农历二月初二，天还没亮，48口人提着包袱往海边挪，孩子被裹在破棉袄里，老人拄着棍子，连平时最闹腾的小孙子都缩在苏就带怀里不吭声。 海上的日子比想象中难熬。小舢板没帆，全靠四个人轮流划桨，胳膊酸得抬不起来。第一天就遇上了退潮，船底擦着沙地走，划桨的人手掌磨出了血泡，血水混着海水渗进船缝。第二天飘起了毛毛雨，最小的女儿发烧烧得迷迷糊糊，苏就带的妻子把唯一的夹袄脱下来裹住她，自己穿着单衣站在船头挡雨。 到了第三天傍晚，远远看见香港的油麻地码头，有人哭了，有人笑，苏就带却突然想起留在村里的那两艘大渔船——不知道干部发现少了人，会不会去抄家？他摸了摸怀里的身份证，那是逃出来前托人办的假证明，纸角都被汗浸软了。 上岸的时候，香港的霓虹灯晃得人睁不开眼。有码头的工人过来问“要不要帮忙”，苏就带攥着仅有的五块钱，咬着牙说“不用”。他带着族人挤上一辆开往新界的巴士，车窗外的高楼越看越近，可他心里却空落落的——老家的祖屋还在，母亲的坟头长满了草，可他回不去了。 后来听同乡说，他们走后没几天，村干部果然去抄了家，把大渔船拖走了，还罚了留在村里的亲戚两百斤粮。苏就带在工地上搬了三年砖，才攒够钱把家人接出难民营，在深水埗租了间十平米的板房。 现在苏就带已经八十岁了，每天早上还会去附近的菜市场买鱼。他总说香港的鱼没有老家的鲜，可每次吃着清蒸石斑，还是会想起1960年那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四艘小舢板划开黑色的海面，身后是生养他的土地，面前是未知的命运。他没后悔过逃港，只是偶尔会想，如果当年村里人能吃饱饭，他会不会带着族人留在惠阳，守着那两艘大渔船过一辈子？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