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晚上十点。一个叫危一的男人，翻开外甥女的作文本，客厅的灯光洒在纸上，题目是：《我的第二个爸爸》。 他以为会是些孩子的流水账，可看到第一段，他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捏着纸的手，不自觉地紧了一下。 作文里写：“去年爸爸被肝癌带走了，我陪他熬了五个月，最后家里的相框多了一张照片，人却没了。” 字迹不算工整，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 “我心里破了个大洞，走路总低着头，不敢看人，就像一颗没了根的小草，在风里晃。” 危一的呼吸停了一拍。他想起几个月前，他和妻子排除万难，把这个没了爹、妈又残疾无力照顾的孩子，从山东老家接到深圳。 他记得她刚来时的样子，瘦得像根豆芽菜，65斤，眼神躲闪，扒拉着碗里的饭，不敢夹肉。 可作文本上，孩子的笔锋一转。 “姨父的爱，没有惊天动地。” “以前在老家，只有中午在学校才能吃饱。来这里两个月，我从65斤长到了75斤，脸也圆了。” “他的爱，藏在香喷喷的饭菜里，藏在陪我打球的汗水里。” 危一放下作文本，客厅里很静，他能听到隔壁房间里自己三岁儿子的呼吸声。 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一个离了职的前地产人，每天琢磨着怎么给孩子做好吃的，周末带她去楼下拍拍篮球，这些在他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在孩子心里，竟是这样的分量。 他对着采访镜头说：“不需要她改口叫爸爸，心里认可，才是真的认可。” 其实爱这东西，哪有那么多惊天动地。 它不过就是一碗热饭，一场臭汗，和一个孩子重新敢抬起头来的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