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社会不是人民的生活场，而是一个巨大的驯化场；没有文明治理，只有野蛮的系统性掠夺。它不关心百姓能不能活得好，只在乎他们能不能活得“听话”。两千年如一日，统治者用赋税抽骨，以徭役吸髓，再用一句“天命所归”堵住所有质疑的嘴。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从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首次建立皇帝制度开始，直到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在1912年正式退出政治舞台，一种特定的国家管理形式持续了两千多年。 这种形式的核心特点是什么？简单说就是一切围着皇帝转。皇帝不是普通人，他被称作“天子”，意思是老天爷的儿子，代表上天来管理地上的所有人。 董仲舒这个人给汉武帝提出了“君权神授”的理论，把皇帝的地位抬到了天上。清朝的皇帝们更是频繁地举行祭天仪式，让人们觉得反对皇帝就是违背老天爷的意思。 整个国家的权力都捏在皇帝一个人手里，他可以定法律，可以管行政，还能决定案件的审判结果，他说的话就是最高指示。 地方上的官员，从秦朝郡县制的郡守县令开始，都是中央朝廷派下来的，主要是替皇帝收税和管人用的。 种地的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打下来的粮食，很大一部分不是自己的。田赋，也就是交给国家的粮食，通常超过收成的一半。 明朝在江南地区收税，加税都加到了正税的四倍，农民活不下去，被迫卖掉自己的孩子。官府还动不动就摊派无偿的劳役，叫徭役。 隋炀帝为了挖那条著名的大运河，征调的老百姓在劳役过程中死了将近一半人，史书上写“役丁死者什四五”。工匠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唐朝那些给官家干活的织布工，每天得干十二个小时，织出来的精美绸缎都上交了，自己穿的是破衣烂衫，“衣不蔽体”成了常态。 汉朝桓帝时期的中原地带，大饥荒饿死的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非常高，史书记载惨到“饥死者什四五”，甚至整家人都饿死的事都有发生，人吃人的情况都出现了，但朝廷还在巧立名目收一种叫“导行费”的税，充实皇帝的私人库房。 都说科举考试能改变命运，寒门出贵子，但那非常难。对于绝大多数贫穷的农民家庭来说，供孩子读书是个根本完成不了的任务。 北宋时期，全国只有百分之一的官员大地主，却拥有全国百分之七十的耕地，普通农民只能去租地主的田来种，成了佃农。所谓的“士农工商”，排在后面的农工商三个群体，根本没有办法参与国家大事的管理。 他们的身份，说白了就是给国家交钱交粮的工具。农民和工匠的劳动成果，被整座国家机器系统地抽走了，这个体制只给老百姓留下一点维持生存最低线的东西，不让饿死就行了。 历朝历代，皇帝和他的官员们都非常在意老百姓脑子里的想法，要用一套固定的思想管住所有人。孔子创立的儒学本来挺好，但后来经过像朱熹这些人的改造和解释，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 这个“人欲”是什么？在统治者眼里，就是老百姓想过好点日子的欲望。他们觉得这就不应该想。这种思想控制，就是要让老百姓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皇帝最大。 当榨取的力度超越了老百姓能活下去的底线，活不下去的人就会铤而走险。每次王朝垮台，战乱一起，人口损失惨重。根据权威的《中国人口通史》研究统计，改朝换代一般会让总人口减少四到六成。 辛亥革命的枪声在1911年打响，不仅仅是为了结束清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它宣告了两千多年皇帝制度的终结，是从“君权神授”的时代迈向“民主共和”新时代的重大转折。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进入全力发展、追求共同富裕的全新阶段，历史上那种系统性压榨底层劳动者的制度安排，早已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