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生活困苦的陆小曼将朋友送给她的貂皮大衣卖掉，去市场买了几斤大闸蟹，然后请了3个男画家到家里，吃饱喝足后，她红着脸说：“今天找你们过来，有一个不情之请。”
陆小曼出生在1903年的上海孔家弄堂，出身优渥，家中书香浓郁。母亲吴曼华是擅长工笔的江南闺秀，从她蹒跚学步起，家里就到处堆着纸墨砚台。六岁那年，全家北上，她已经能够对着院子里的海棠花、麻雀画得恰到好处，连羽毛的绒光都勾得出神。
到北京后，她先念京师女子师范附小，放学就趴在母亲膝边临摹宋元名画。后来考进圣心学堂，西式教育又为她打开一扇窗，钢琴键盘下跳动的是音符，画架前流淌的是山水。十七岁，她以流利的英语、法语进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做翻译，在谈判桌前沉着应答，让外宾刮目相看。
看似一路平顺风光，感情上的选择却步步惊心。十九岁，她穿上大红喜袍嫁给西点军校出身的军官王赓，婚礼排场轰动京城，可军营里的铁律与她偏爱的燕窝羹、懒觉日子格格不入。
一个习惯黎明出操，一个惯于日上三竿起床，婚后不久就矛盾不断。丈夫离家出操半月，她一气之下摘下结婚照，换上自己画的《寒江独钓图》，似乎早就在用画回应内心的孤独。
真正的转折，是在灯光摇曳的舞池里。百乐门旋转的彩灯下，她遇见穿长衫的徐志摩。这个诗人会陪她从夜里跳到天亮，也肯清晨带她去香山、香山脚下写生，在红叶间摊开纸墨。
徐志摩捧着她画的《红叶题诗》说要一起远走时，她竟真把陪嫁首饰匣塞进行李。为了和前缘一刀两断，她在离婚风波中承受堕胎之痛，从此落下病根。
1926年夏天，两人在北海公园草地上办婚礼，梁启超做证婚人，那句“愿这是你最后一次婚礼”的话此后常被当作宿命之语。
迁居上海后，她又成了霞飞路上的风云人物，华懋饭店舞池有她，兰心大戏院包厢有她，每月几百银元的开销，让徐志摩不得不奔走几所大学授课来维持这份体面。
1931年深秋，命运突然翻页。虹桥起飞的邮政飞机坠毁在济南郊外，徐志摩猝然离世。
陆小曼跪在白马山坠机现场，紧紧抱着从残骸中抢出的那轴《江山万里图》，那是她亲手绘就的长卷，上面还有胡适为徐志摩题写的跋语。这一次，她真正跌入黑暗，靠鸦片麻痹自己，烟枪成了驱赶噩梦的工具。
直到多年后，编辑赵清阁看着缩在烟榻上的她，忍不住说，你这双手本该握画笔。这简单的一句话，把她从昏沉的日子里点醒。
她拜贺天健为师，重新拿起毛笔，按师门规矩风雨无阻去上课，用卖画的钱维持生活。战乱年月，纸张紧缺，她把仅有的貂皮大衣拿去当掉换宣纸，自嘲从前穿在身上的体面，如今都化成了画案上的山川云树。
解放后，她没有选择远走，而是留在上海，被安排住进文史馆宿舍，又在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任职，同时成为上海中国画院首批画师之一。
那时的她再不是十里洋场的社交女王，而是拿固定创作津贴、领任务、交画卷的职业画家。市里需要山水国画作为出国礼品时，她会翻出临摹多年的《千里江山图》研究构图，又会想到如何请动同行一起完成这份“国家作业”。
1961年的那个秋天，物资紧张，她却决意把最后一件像样的貂皮大衣卖掉，换钱置办一桌大闸蟹和几样菜肴，把唐云、刘旦宅、张正宇约到小屋里来。酒过几巡，她才说出自己的为难，说明出国访问需要几幅好的国画。
三位画家心照不宣，当场铺纸挥毫，一幅残荷、一只波斯猫、一条猎犬，在煤球炉的热气和蟹香里渐渐成形。她收好画，默默送到有关部门，从未提起自己卖衣换来的那桌酒菜。
在更早一些的岁月里，她也曾拎着阳澄湖蟹去拜访张大千，在饭桌上摊开自己临摹的《富春山居图》，请张大千、傅抱石、贺天健三位前辈指点。那一夜的啃蟹声和笑谈之间，师辈画家认下了这个师妹，也为后来一批礼品画的筹备埋下伏笔。
晚年的陆小曼，住在简陋的里弄或病房里，最常翻看的，是徐志摩的诗集与自己画的荷花小景。陈毅看她画的《黄山烟云》说，这画里藏着半部民国史。
其实那不只是一个时代的风云，也是她自己从孔家弄名媛到上海画院画师的足迹。那些年她典当大衣、卖画请人、拒绝敌伪、把一身才情从灯红酒绿里抽离出来，最后都静静落在宣纸上，化作一笔笔山河云烟。她的一生在浮华与清冷之间来回摇摆，最终留下的，是画案上不曾干涸的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