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名地主趁敌人聊天时，把绑在树上的地下党放走，新中国成立后地主被抓，临判死刑前高呼：“把当年我救的地下党找来，替我作证！” 郭良知出身于泰兴县月塘乡张巷村的地主家庭，家族世代积累土地，拥有数百亩田产。他早年接受教育，接触各类书籍，包括进步思想内容，避免传统剥削方式。在管理家业时，雇佣长工，推行合理租金制度，不强迫额外劳动。抗日战争时期，他捐资支持抗日队伍，提供粮食和布匹给游击队，并在自家场所设立联络点，帮助传递信息。与当地农民保持联系，在灾年减免租税，组织赈济活动，资助村里儿童教育。 朱玉和来自大遇村普通农户，早年加入农会，担任负责人，组织农民对抗国民党势力，推动减租减息运动。他在1947年前从事地下联络工作，协调村间情报传递，动员青年参与抵抗活动。多次避开国民党搜捕，保持低调身份，与郭良知无直接往来，但通过村中传闻互相知晓。两人背景差异明显，一个管理土地，一个组织农民，却在时代洪流中交汇。 郭良知家族在当地有一定影响，抗日时期与国民党官员有亲缘关系，这层背景让他在乡村中相对稳定。他不参与赌博或鸦片活动，注重家风教育，子女也接受学校教育。朱玉和则在农会中培训成员，教授识字和基本权利知识，帮助村民解决土地纠纷。这些活动让朱玉和成为国民党目标，却也积累了群众基础。 1947年秋季，郭良知在自家场院劳作时，目睹还乡团成员赵元和押解朱玉和。赵元和作为国民党支持的打手，经常抢掠村民财物，殴打不服从者。这次他用麻绳绑住朱玉和，将其固定在场院旁树上。赵元和与路过闲汉闲聊，炫耀抓捕过程，忽略监视。 郭良知观察到朱玉和是大遇村农会负责人，知道其地下工作者身份。他利用赵元和分神时机，靠近树干，使用镰刀切割绳子。绳子断开后，朱玉和逃向村外高粱地。赵元和发现后开枪未中，转而怀疑郭良知，用枪威胁质问。 郭良知否认涉事，提及自家与县里官员亲缘关系。赵元和平日欺凌弱者，遇有背景者退缩，权衡后收起武器离开。事件后，赵元和未进一步追究，郭良知继续日常事务。 赵元和在还乡团中地位不高，主要执行抓捕任务，依赖国民党势力维持威风。他抓捕朱玉和旨在领赏，却因疏忽导致失败。这件事在村中流传，但无人公开议论。郭良知的行为源于对地下工作者的认可，避免了潜在冲突。 朱玉和逃脱后，继续地下活动，推动农会工作。郭良知未因此遭受立即报复，国民党势力在当地渐弱。事件反映出乡村社会复杂关系，地主与地下党偶尔交集。 1951年公审大会上，郭良知面临清算，作为地主被指控。他喊出朱玉和名字，引起注意。干部联系县委，朱玉和赶到，说明1947年郭良知救助事实。多名村民证实郭良知未压榨佃户，常减租助人。 县法院复查档案，确认郭良知有重大贡献。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行为获认定为立功，免除刑罚。郭良知当场释放，离开会场。 事件后，郭良知回归乡村生活，朱玉和升任县委领导，继续工作。两人关系因救助事件维系，体现了时代变迁中人性因素。
